这一年，我们轻装上阵（2019年终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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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真(右)，山东省临朐县松山生态旅游区的一名扶贫工作者，帮助当地村民将佛手瓜运到村里的贸易棚。

刘波的照片

贵州省六盘水市大湾镇海嘎村第一书记柏杨(右)正在帮助村民们摘向日葵。

郭俊海的照片

编者按: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突出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2019年将是“基层减负年”。在“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中，各地要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重要内容，跟进和出台措施，把干部从一些不必要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业和发展中去。

今年，减轻负担的政策是如何实施的？基层干部的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记者去了很多地方采访，从一个日历、一个文件夹、一份名单等细节开始，观察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

减轻负担绝不是减少责任和行动。调查表明，不必要的会议少了，文件少了，考试少了，但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减少，他们更多地为群众服务，干部更有活力。同时，他们希望严格执行中央政策，巩固减负成效，建立长效机制，坚决打好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硬仗和持久战。

日历

会议更少了

有更多的时间去现场

我们的记者冯江

翻开薛德宏桌上的台历，许多日期都被圈了起来。圆圈表示这一天有会议或其他安排。只要没有画圈的日子，薛德宏就可以直接去基层，去村里进入家庭。

很长一段时间，每周一，台历都没有再被圈起来。

然而，去年情况并非如此。所有级别的会议都喜欢在周一举行，如果不能协调一致，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战斗”。离开会场后直接去下一个会场是很常见的。

薛德宏也很着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域辽阔。作为苏里乡的党委书记，他的家乡离县城有220公里。每次会议来回需要八九个小时。如果时间耽搁了，手头的工作将需要两三天。

今年，青海省出台了“十项措施”减轻基层负担，确定4月和10月为“无会议月”，每月第一周为“无会议周”。天峻县常委、安监局局长赵志勇表示:“天峻县进一步将每周定为‘不开会日’。”“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还对全县的会议协调进行了‘减法’，合并了‘类似项目’，并充分利用了视频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手段。，减少乡镇“一把手”的随行会议和往返次数，为基层干部掌握工作落实情况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这些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19年前三季度发布的关键文件数量为103份，同比下降37.6%。2018年，天峻县召开了255次会议，2019年前三季度召开了160次会议。

会议进行了精简，会议风格更加逼真。“就像今年的巡逻整改促进会一样，它是以视频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的。每位领导人的发言不超过8分钟，比往年少了一个多小时，而且言简意赅，重点突出，目标明确。”薛德宏说，上周一，他带着干部们到了杜库尔村的两个贫困户海龙和洪兵家里，得知“脱帽”后生产生活还存在困难，立即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基层的减负让我们走出会场，奔向现场。最有益的人是牧民！”薛德宏说道。

文件夹

帖子越来越少

实行问责制更加现实

我们的记者范浩天

一大早，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党工委书记闫打开办公桌上的文件夹，迅速处理完三份文件后，就下到社区开展群众接待工作。

从今年年初开始，闫就有一种感觉，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与群众见面，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看材料、处理文件。

“在前几年，到年底，文件数量特别多，一周最多要处理30多份文件。平日一天有七八本，真正投入自己工作的人很少。”颜曾经说过，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不明白自己要做什么。经过特别调查，他意识到这份文件根本不涉及街道。严不敢轻视各级部门转发的文件。他必须逐一签署和批准，并提出建议或实施计划。因为处理正式文件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很多工作经常要在下班后完成。

今年4月，江安区出台了《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减轻基层负担的二十项措施》，明确实施了区委、区政府年度总量控制，未纳入当年出版计划的文件一般不予出版。原则上，政策文件不超过10页。

在颜的办公桌上，曾经厚厚的一叠文件已经缩减到三四份薄薄的副本，这可以在一个小文件夹里完成。

员额数量减少，员额质量提高。长期以来，在后湖街汉口城市广场社区，一些居民私自连接走廊里的电缆盘给电瓶车充电，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整改工作涉及到很多部门。过去，由于没有明确的权责规定，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严说，近日，江安区出台了由街道协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的动态问责工作办法。多部门联合执法，消除安全隐患。

江岸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金宏说，今年以来，江岸区委、区政府共下发27个文件，比去年同期下降38%。

一部手机。

微信群更少了

工作顺序更加清晰

本报记者蒋

“该睡觉了”和“晚安”。晚上11点，赵庆照顾还在上学的儿子，看了看手机，准备休息。

作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花街党工委书记，赵青萍24小时不用关机，但也不用一直盯着手机屏幕。一年前，他想都没想。

一年前，赵青萍的手机上最多有50多个微信工作组。每条线都有小组，每项工作也有小组。当一条消息被通知时，几个小组同时发送出去，他们必须回复并给出反馈。赵青萍每天花很多时间处理微信工作组的信息。

你不仅要接收大量的信息，还要承受很大的发送压力。领先研究、环境补救、街道工作、社区动态...只要是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工作情况，赵青萍就应该每天把它送到工作组。

“工作组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干燥成就’的平台。别人送了，但他们没有送，他们害怕人们会说他们没有做他们的工作。”赵青萍叹了口气，机器一整天都没有离开他的手，而他的儿子也有信心顶嘴。“爸爸一直在打手机，为什么我不能？”这让12点前几乎没怎么睡觉的赵青萍很痛苦。

今年4月以来，香洲区正式发布实施了《解决香洲区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减轻基层负担办法》，明确规定“规范微信工作组，减轻指尖负担”。实施后，香洲区要求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微信工作组的数量。截至11月底，整个地区的微信工作组数量已从743个减少至334个，降幅为55%。

“微信群有助于在工作中方便沟通，但由于它很复杂，如果不规范，确实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赵青萍说，“措施出台后，集团在手机方面的投入已经减少了近60%，而且内容也更加简洁明了。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可以早睡。”赵青萍提到被“踢”出小组，笑道:“负担减轻了，我们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工作效率更高！”

一个小程序

留下的痕迹更少了

草根阶层跑得更频繁

我们的记者乔东

山西省中阳县沟底村雪后异常安静。一等秘书任鹏和他的三人团队踩在雪地上，吱吱作响。今年早些时候，科古迪村的一个移民自然村涉及拆迁和开垦、房屋测量和拆迁协议，许多事情都在等待着他们。

早上上山，又是中午了。任鹏一走进房间，就摘下了他的白眼镜。他握着自己的红手说:“今年的效率很高，一个上午他可以管理10多个家庭。”“去年，我们花了两倍的时间去家里拍照，用手机填写不同的系统，并当场填写各种家庭资料。”

多跑多做，集中在步骤的数量上。“2018年，每天的平均步数为5561步，而2019年为6763步。2018年，平均每日行驶里程为3.8公里，2019年增至4.7公里。”任鹏说他的日常工作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清楚地记得，去年的今天我也去过这个家。第一个去了山脚下老李的家。当时我要求在手机上做标记录入，但是手机信号不好，耽误了时间。你看，今天的步数是10，117步，去年是4，099步。”任鹏点亮了电话屏幕，说道。

"最大的感觉是没有对痕迹的强制性要求."任鹏的桌子上整齐地放着几个文件夹，外面贴着“户籍”和“分支机构”等标签。在地方实施的减轻基层负担的政策中，除了村里工作档案的日常“相册”外，不要求有硬标识。

番茄酱，茴香白薯焖菜很快被倒出来，几个人蹲在角落里，几口面条被拿出来。中午休息一下，然后下午进入家庭。“和去年相比，我更喜欢今年的工作状态，那就是少退多务实；少拍照片，多说话。在未来的一年里，我希望我的脚步会更快。毕竟，这种肉应该减少！”任鹏开玩笑地拍拍他的腰。

名单

检查较少

导演的热情更高

本报记者杨

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副书记杜了解到，检查组刚刚到镇上监督人居工作。

“今年有一系列问题。去年有七八个档案盒。”杜告诉记者，在检查组到达之前，镇上不得不提前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人员无法休息。工作计划、年度计划、效果对比照片、会议安排纪要、工作推进等跟踪材料。，里面装满了七八个文件箱。

“我们不只是听报告，看文件，而是直接到第一线，直接到群众那里去，看进展，看实际效果。”看到暗访，名单上的整改责任更紧了，和杜都觉得很轻松。“它不仅减轻了接待的负担，而且还迫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我们的工作。”

除了检查方法的改变，检查的次数也减少了。杜最近一次视察是10月底，在沾益区扶贫办的带领下，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白水镇的扶贫、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改善情况进行的一次全面监督。

过去，这三项任务是分开监督的，在年底频率更高。如今，综合检查组进村后，不仅要检查新建危房是否达标，还要检查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时间短、效率高。“直觉的感觉是，我以前会陪这三个拨号盘，但现在我会陪他们一次。友谊越来越少，越来越容易。”杜说:“监督的方式变了，检查的次数减少了。从沉重的痕迹到沉重的表现，干部和官员们变得更有企业家精神。”

作为市县两级“基层减负年”的观测点，白水镇进行了统计，检查总数从2018年的36次下降到17次。今年以来，沾益区严格执行区委、人大、政府和CPPCC的集中管理机制，将类似职能的监督检查合并，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监督检查，大大减少了基层检查的数量。

工作墙

列表较少

找到能做事情的人

本报记者戴

只有九名工作人员，但墙上有113个标志。

一年前，前来工作的市民梁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梨树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到113招牌，眼花缭乱地说:“我搞不清功能是否正确，找不到品牌就找不到合适的人。”做某事非常困难；读完这个品牌，就更晕了。”

老百姓有怨言，社区工作者有困难。“一个品牌对应一个评估指标，所有港口的检查小组都来了。如果未列出，将被扣除，评估将首先受到影响。”梨树园社区居委会主任俞梅告诉记者，很多部门都热衷于张贴标语和摆摊。这个部门要求绞刑，那个部门也要求绞刑。最后，整面墙都充满了机会。

113个品牌，但真正起作用的不多。

今年，江西省出台了《全省基层挂牌评议专项清理整治方案》，梨树园社区对挂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清理后，总共减少了95个列表。在目前保留的18个品牌中，只有3个品牌的社区党委、居委会、居委会挂在外面，其余的品牌在里面。自今年年初以来，景德镇已有6000多份清单被删除，乡镇(镇和街道)的清单数量减少了54%，而乡村(社区)的清单数量减少了39%。

摘下品牌，不仅没有展现空真正的服务，反而提升了服务水平。过去，健康、民政、医疗保险等。工作人员必须分享他们自己的职位，所以他们必须为不同的事情找到不同的职位。今年，社区整合了每个港口的人员和职能。经过培训，每个员工都可以处理所有的业务。“一人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居民不再需要“照证找马”。

“任何人都能做到，你来的时候也能做到。”梁多次称赞退市带来的新变化。“品牌越来越少，它们让人耳目一新，情况也越来越好。”

布局设计:蔡华为

《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7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