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大家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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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人口红利理论通常从物质资本供给的角度解释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来源，强调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导致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该理论认为，当人口老龄化和抚养比增加时，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可以获得第二个人口红利。第一个条件是未雨绸缪的动机，即人们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出积极的反应，为自己的老年储蓄更多。第二个条件是建立鼓励养老储蓄的机制，这就需要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是积累型而不是现收现付型。一旦刺激了老年人储蓄的动机，储蓄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供应就可以得到保证，从而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虽然这种观点是合理的，但并不全面。

中国经历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转变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也受益于人口红利，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在1980年至201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5至59岁工作年龄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8%，非工作年龄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0.2%。人口变化的这一特征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而且由于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回报的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人口红利理论至少有两个缺陷。首先，传统的人口红利理论只强调抚养比是一个单一变量。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量都与人口因素有关，由此产生的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就是人口红利。第二，除了传统人口红利理论所关注的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外，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投资回报率更为重要。我国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更高的储蓄率，即资本供给，还在于更高的投资回报。

一般来说，第一次人口红利往往属于后发优势，其对经济增长的优势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发展水平提高，人口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就不能再依赖于与不可逆转的人口进程相关的资源，如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而是越来越需要依赖于可塑造和培育的资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最重要的新增长资源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它们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即在给定的投入量下，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所带来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自然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提高。体现在工人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但从根本上说，它必须通过教育发展来提高。此外，各阶段和各种教育所奠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也决定了“做中学”的效果。因此，要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还要增加人力资本，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归根结底，提高人力资本取决于教育。

教育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的扩大，这通常是用研究中的“教育年限”来衡量的。要提高人力资本，就需要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增加在校时间和提高不同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工人的受教育年限可以延长。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延长教育时间向前(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对提高人力资本有明显效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时间的延长是可以逐步推进的，优先顺序是根据社会回报率来确定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社会回报率从低到高依次递减。学前教育在促进儿童智力、社会交往能力、价值观和自我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和综合国力增强具有长远意义。鉴于我国已将中小学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有必要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教育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还能及时缓解家庭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使出生的孩子数量在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委员)

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3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