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规划近收官 各方寄望科技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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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银行主动上门为我们服务，贷款速度快、效率高、利率低。过去，我们敲银行的门，反复撞墙……”近日，《国际金融新闻》记者走访了上海各行各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亲身体验了融资环境的变化。据说，银行行长去田野和食品市场小巷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你能把这种描述视为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准确写照吗？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会发现它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方面，这些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也告诉记者，普惠金融仍是“政策性普惠金融”，银行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同一批人对普惠金融的两种不同描述构成了普惠金融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维度，即普惠金融在过去四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和满足巨大的需求。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也是记者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些印象。

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就不言而喻:在政策的不断引导下，中国普惠金融建设取得成效。央行和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普惠小额贷款余额逐年增加，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逐年下降。普惠金融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逐渐凸显。

例如，在促进包容性金融方面存在混乱。最近，国务院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报告称，两家大型商业银行北京分行在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中存在搭售贷款、转移成本等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以身作则”，反映出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实践中难以找到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点。

最典型的是普惠金融在前进过程中应该直接面对的“三个灵魂问题”:面对大量、分散、长尾的不同需求客户，如何准确地触及和识别其身份和需求的真实性？在没有信用信息和抵押贷款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完成信用评估和风险定价？如何根据小额、高频率、难管理的特点，平衡成本、效益和风险？

“灵魂的三个问题”反映了金融机构在向小微企业发放信贷时遇到的“世纪问题”，也是金融机构推动普惠金融的动力源。撇开政策动机不谈，如何解决金融机构动机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提高传统金融服务的能力。

金融技术已经被推到了前沿。普惠金融的难点是信息不对称，关键是业务可持续性，核心是有效的风险控制。因此，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可持续、有效的业务风险管控，使小微企业拥有更深的融资渠道和更广的覆盖面，成为推进普惠金融的核心问题。金融技术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在实践中备受期待，被认为具有解决问题的实用价值。江苏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直言不讳地表示:“掌握金融技术真的可以打造普惠金融。”

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从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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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受到强烈的驱动和引导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

2005年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概念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选择四川、陕西、吉林、浙江、贵州、福建等省开展区域普惠金融指标试点建设，并从201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域普惠金融调查评估。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提出研究建立中国包容性金融指标体系。随后，同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了普惠金融的含义:“基于机会均等的要求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原则，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所有部门和群体都应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2017年5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在2017年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设立。截至2017年6月底，五大银行都设立了普惠金融部门，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效仿。

2018年3月，原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促进2018年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优质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重点关注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提出了“两增两控”的新目标。

“两个增长”是指总授信低于1000万元(含)的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类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数量不低于去年同期。“两控”是指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通知强调了小微企业贷款数量和质量并重、持续增长的监管方向。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设定了银行业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量化目标，明确要求“今年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应增加30%以上”。

中国新网络银行行长赵卫星告诉《国际金融新闻》记者，政府在普惠金融体系、产品和服务、资本市场融资、信用信息系统等方面采取了创新措施。此外，还通过跨部门政策支持、深化“银税互动”、持续推进“银商合作”、开展“信贷配给”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在评估中，我们还优化了小微企业、农户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的监管和评估目标，突出了特殊金融债券、风险投资和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差异化定位。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学家楼表示，总体而言，在政府的大力引导下，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楼彭飞在接受《国际金融新闻》采访时表示，在政策方面，他从法律法规、财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给予了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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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的财务收益增加了

在国家政策的不断引导下，普惠金融建设的成果逐渐显现。

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报告》，从拥有金融账户的成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账户拥有率已经达到80.23%，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94%)略有不同，但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63%)。

央行和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普惠小额贷款余额逐年增加，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逐年下降。根据《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2018年)，2018年12月，全国各金融机构新增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16%，较2017年同期下降0.39个百分点。

央行发布的《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数分析报告》指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状况有所改善，金融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民生和农村金融支持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普惠金融继续稳步发展。截至2018年底，普惠小额贷款余额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增速比上年末提高8.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22万亿元，同比增长6143亿元。

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普惠金融取得显著成效，整体发展趋势不断改善，重点领域获得金融服务的意识明显增强。

根据公开数据，2019年第三季度末，人民币普惠金融贷款余额为16.9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比上季度末高0.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长2.13万亿元，同比增长7577亿元。其中，普惠小额贷款余额11.27万亿元，同比增长23.3%，增速比上季度末高0.8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长1.77万亿元，同比增长8097亿元。

此外，《国际金融新闻》记者在走访上海小微企业和各行各业的个体工商户时了解到，近年来他们的财务收益感明显增强。大型商业银行也开始转变服务理念，从服务“双大”转向关注“双小”，银行行长们也纷纷放下身段，奔向田野和菜市场小巷。

财务报告显示，多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正在实施普惠金融政策，工行、农行和建行已分阶段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超过30%”的目标。

具体而言，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工行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301亿元，增幅超过40%；农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365亿元，增幅为36.45%；与2018年底相比，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增加2210.47亿元，增幅超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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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停留在“政策包容性金融”

尽管普惠金融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仍有大量需求未得到满足。国际金融新闻记者从网上商户银行了解到，现实中，一些小额贷款机构的贷款拒绝率高达70%，中小企业贷款困难。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而且成本与收入不成比例。

小微企业在融资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因为其固有的特点，如缺乏抵押品、抵御风险的能力弱以及缺乏信用记录。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多达5600万小微企业，只有11.9%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约三分之二的小微企业无法度过“死亡期”，中国60%以上的民营企业和90%以上的个体工商户没有银行贷款记录。

此外，与大型企业使用全额贷款的速度缓慢不同，小型和微型运营商更加谨慎。为了节省利息，他们只在必要时申请贷款，并尽快偿还。有必要再融资。“小、急、短、频”的特点十分明显。在传统的信贷模式下，银行往往难以平衡成本和收益，大多数银行都不愿意向小微企业放贷。

建行金融技术总裁雷明向《国际金融新闻》表示，普惠金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是银行不愿意为小企业和行业服务，而是传统金融服务能力不足。

中国工商银行(香港股票01398)总行高级风险经理郝智云也向《国际金融新闻》记者表示，小微企业普遍缺乏完整真实的财务报表，没有合格的抵押资产。银行面临极高的审计成本和违约风险，传统的银行风险控制措施标准相对单一，灵活性较低。

事实上，在“质量与可持续增长并重”的监管指导下，银行在实施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也存在混乱。近日，国务院和保监会通报建行北京分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存在搭售贷款、转移成本等违法行为，影响了国家惠民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削弱了小微企业的盈利意识。

根据通知，建行北京分行主要涉及违规向小微企业借款人捆绑个人保险产品，违规向小微企业借款人转移抵押物评估费，要求所有小微企业借款人购买财产保险作为抵押物。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主要违规在个人业务贷款过程中捆绑高价值人身保险产品。

银监会在通知中指出，在12家银监局对辖区内银行机构的暗访及相关检查中，也发现一些银行存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合理增加的问题，如要求客户转贷、未按规定承担融资成本等。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认识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坚决纠正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的违法行为，继续有效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北京银监局对两家机构进行了处罚，随后发布了《北京银监局关于规范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收费的通知》，重申了“不得搭售贷款”和“不得转嫁成本”的要求，细化了搭售和转嫁成本的违法表现。

在此前的访问中，上海的一些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向记者指出，普惠金融仍是“政策性普惠金融”，银行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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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你能打破游戏吗

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来看，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灵魂的三个问题”仍有待回答。在此背景下，金融技术被视为“实现真正普惠金融”的利器，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现实路径。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明确指出，引领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实际上，银行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以建行和工行为代表的国有银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联合各级政府，依靠内部金融技术，逐步形成层级风险控制体系，实现对小微企业金融需求的快速响应。以网商和伟众为代表的民营银行，利用阿里巴巴、腾讯等关联企业多年来为长尾客户服务的优势和丰富的行为数据，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智能贷款系统，覆盖更广泛的小微群体。

雷明表示，建行通过系统集成，通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公共安全识别等外部信用信息，资金结算、交易流程、存款投资等内部强有力的金融数据，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信用信息、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公共数据的深度挖掘，充分展现客户的身份属性、信用属性、消费属性、行为属性和社会属性。

同时，根据客户基本信息、实际控制人信息、业务能力、绩效能力和风险信息等，运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建立了反欺诈、记分卡、授信和定价等一系列模型。“‘数据+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依赖抵押品的信贷模式，大大减少了审批中的人为因素，使信贷审批更加准确高效。”雷鸣说道。

此外，雷明指出，建行金融科技协助母行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全行贷款流程自动监控、预警和处理机制，能够自动预警借款人贷后资金流、经营状况、绩效行为、账户行为、负面舆论、风险传染等。，并及时介入。

伟忠银行行长李南青向《国际金融新闻》记者指出，金融技术的重要作用是用更可靠、更高效、更有能力的技术取代传统的人力和渠道，对银行的营销和服务、风险管理和运营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实现“三个上升、两个下降”，即在降低成本和风险的同时提高效率、经验和规模。

尽管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都在利用金融技术推进普惠金融建设，但在金融技术基础设施仍有待完善、数据收集和利用界限仍不明确的情况下，金融技术产生规模效应还需要时间。政府有必要统筹规划，利用金融技术帮助普惠金融，打破信息孤岛，建立政府主导的数据库，并与相关各方密切合作，打造一个一体化的普惠金融平台。

中国信用信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岳志刚告诉《国际金融新闻》记者，事实上，技术和金融更多的是解决效率和风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普惠金融在科技领域的应用在于数据的合规性和来源。岳志刚认为，小微企业的融资不应仅限于贷款，即“间接融资”，还要规范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环境。

李南青认为，目前金融技术在推进普惠金融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壁垒上。其中，信息不对称表明包容性对象的数据难以获取，且大部分数据，尤其是与微型企业相关的数据仍未公开，真实性相对欠缺。政策壁垒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的区域经营限制上。李南青建议推进大数据信用报告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探索突破地域限制、扩大互联网渠道普惠金融可及范围的途径。

复旦大学张江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文军认为，普惠金融可以与精准扶贫项目紧密合作。陈文军告诉《国际金融新闻》记者，许多地方已经设立了大数据管理局，银行可以与政府合作，获取更多的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在政府数据的支持下，小微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银行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