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时期 中国靠什么支撑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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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创下新低。9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了5.3%，这是自2015年供应方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10年翻一番)，要求明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6.1%左右。目前，要实现这一目标，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受周期性波动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在这种下降趋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一个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结构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情况。简而言之，经济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生产并对经济做出直接贡献。

世界银行将世界主要国家分为四类:“早期”、“晚期”、“早期”和“后红利期”。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要高得多。

人口红利很重要，因为劳动力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长期经济增长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决定，其中劳动力是关键变量。根据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的研究，美国从1929年到1982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92%，其中1.34%来自劳动力的贡献，0.56%来自资本，1.02%来自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力也依赖于劳动力的“高级形式”——人力资本，这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的。

从下图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产出Y是由技术A、资本K和劳动力L决定的。L的增加将直接导致Y的增加，并通过增加A和K间接导致Y的增加。这一现象是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劳动力的增加导致产出的增加。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还包括合理的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和高投资。宏观经济学已经证明，一定水平的储蓄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劳动力在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大，儿童和老人的数量很少。换句话说，它有大量的生产人口和强大的经济活力。同时，由于人口最有可能在工作年龄产生储蓄，这将带来更多的储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工人资本占有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数量大，劳动力市场竞争充分，这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企业有更多的投资和资本积累，储蓄率也会提高，从而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世界经验来看，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见下图)。

然而，应当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逆转和重复的，因此人口红利也有一个“时间窗口”，而且没有持续的人口红利。在这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时间窗口正在逐渐缩小。

二

中国的总人口红利正在缩水

2014年，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有史以来首次减少，当年减少了345万人。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减少了2600多万(见下图)。

此外，“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第三代“婴儿潮”正在消退:据中泰证券预测，2019年新生人口将降至1400万，五年后可能降至1300万以下，并很快达到1100万的低回报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80年代初的68岁提高到78岁。根据中泰证券的预测，2021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1年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总抚养比将从目前的0.41上升到2030年的0.51，2040年的0.68，2050年将接近0.8，这意味着到2050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将需要供养0.8个老人或孩子。到2050年，中国将在老龄化方面赶上日本。

因此，无论劳动力的绝对规模或人口结构如何，中国的人口红利都在逐渐减少。2010年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与此密切相关。

三

从结构上看，它有很大的潜力

可以预测，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趋于放缓，但我们不必悲观。

首先，好消息来自决策层。现在看来，决策层已经接受了中国经济放缓的“新常态”规律，不再像以前那样依靠房地产市场和放水刺激在短期内提振经济，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支持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人们熟知的发展政策，如“无投机住房”和“无洪水灌溉”越来越受欢迎。

第二，尽管劳动力的减少和老龄化在短期内无法逆转，但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正在稳步提高。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中国发表的权威研究论文数量迅速增加。根据权威科学杂志《自然》2017年的评价，中国科研论文的加权分数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论文被引率是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也反映出2017年中国国际论文被引率比2016年增长了29.9%，位居世界第二。这些现象至少解释了中国研究人员数量和规模的持续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年形成的“工程师红利”有望进一步升级为“科学家红利”。

最后，中国劳动力正在经历空结构的“可持续”调整，而空未来的调整尤其巨大。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人口流动:从农村到城镇，从县城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从二线和三线到一线和二线。可以说，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在人口因素中，劳动力的逐渐自由流动是除人口红利之外最重要的因素。

人口的自由流动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1990年以来，中国非农产业人口增加了近2.7亿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为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同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极大地修正了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劳动力的潜力得到了深度挖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见下图)。

然而，在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有巨大的空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率仍比美国、日本和韩国低20多个百分点。假设中国总人口保持不变，如果达到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约2.8亿，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提高中国人口的利用率。换句话说，长期经济生产函数中的有效劳动力变量将变大。人口红利危机也将大大缓解。

有人可能会说农村失去了这么多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农业发展呢？

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就业人口明显减少，但农业增加值持续增加(见下图)。这背后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背后是人口减少后的农业非农化，规模经济得到更大发挥。中国的情况将是一样的。农业人口的减少只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经济创造条件，绝对不会危及中国农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继续吸引区域外的净移民，直到该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当达到类似的均衡状态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各地区的总经济规模可能相差很大，但人均收入和人均产出水平却很接近。

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比较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布，可以发现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别明显更大，而美国各州之间的差别更小(见下图)。

在这背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和大城市的人口控制限制了人口流动。

不用说，户籍制度限制了许多公共服务的享受，如购房、社会保障、教育等。，这显然拒绝了大量移民留在当地。

除了户籍制度，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也是阻碍人口流动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在“十三五”规划中，北京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控制常住人口的目标:少于2300万人。上海总体规划(2017-2035)将上海未来的常住人口限制在2500万。这意味着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人口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减少。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口流动性和劳动力的地区配置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空。相反，中国拥有巨大的“结构性”劳动力资源潜力。未来，如果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得到改善，将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以丰富中国看似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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