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世纪》专稿｜蒋经国为何解散台湾对大陆的“反统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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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编辑分类】吴建国1950年出生于台湾高雄，197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1978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博士学位。 1980年回到台湾就职，担任台湾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雄应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台湾文化人上海联谊会会长等职。 现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 著有《向前看中国》《来自柏城》《做真正的我》等书。 吴建国先生是台湾资深高科技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专家，与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士私交很深，写的《破局——解读蒋经国晚年开放的内幕》一书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世纪》杂志特别是台湾政坛风云叙利亚 这次发表了“蒋经国为什么要解散台湾对大陆的“反统一战争”组织，介绍给网民”。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的《台湾同胞告发书》1978年美国东部时间12月15日晚上9点，卡特总统突然在全国电视网上发表。 从1979年元旦开始，美国政府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走了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和人员，废除了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发表了该条约。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诉台湾同胞的书》，提出了“和平统一”对局事业的新政策，历时21年中止了对金门、马祖外岛的炮击，在两岸设立了“三方”(通邮、通商、通航)和 30天后，邓小平在访美行程中，在“美中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举办的招待会上表示，“不再使用‘台湾解放’这一提法。 只要台湾回到祖国，我们就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这个大陆正式使用了“和平统一”的对局政策。 蒋经国立即成立了“反统一战”组织面对大陆的新对局政策和新方法，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坚定地将大陆的一切行为定位为“对局统一战”，迅速采取了反制的行动。 1979年元月6日，在大陆《告诉台湾同胞的书》发表后的第六天，蒋经国召见了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实务会主任”的楚耀秋先生，要求立即成立台湾对大陆的第一个“反统一战”组织，命名为“固国集团” 楚崧秋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蒋(经国)主席解释说( 1979年) 1月6日在我(指楚崧秋本人)设立了专攻共产党统一战争的临时编制单位。 这就是后来的“固国集团”。 该集团为了尊重体制，设在中央推广领导小组( 1978年成立)之下，领导由中央推广领导小组召集人、中央党部张宝树秘书长(同年12月14日由蒋彦士秘书长继任。 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收集广泛利益，研究反统一战争对策，交付执行。 该小组在执行秘书(文化实务会秘书兼任)下设有资料、解体、调整三个小组，上述五个主要机构分别派遣熟悉敌我情况者就职，共计不到10人，没有固定经费，“国家安全局”位于台北市瑞安街 最初是基于责任感和工作热情，基于蒋主席渴望这一责任。 因为这还是很少的人力，可以完成任务。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局统一战攻势越来越激烈，除此之外，用对局广播、飞天出版物、各种心战呼吁等来说，还不能说能在非集团条件下应对。 同年( 1979)4月，蒋主席考虑到敌人可能利用人心不安和岛内反对势力制造妥协幻想，断铁中国共产党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确实是反统战的最高方针，问题何在 再过半年，深刻认识到“固国集团”的阶段性任务完成，面对高雄“美丽岛事件”后敌我内外大局的挑战，希望张秘书长考虑人力物资是否在相对充实的机构中对主席负责，文化事业全力合作 这个提案在1979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一届第四中全会的决定在蒋彦士继任秘书长之后有点眉目。 也就是说，新年度开始后再做决定。 这是“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接受这项任务的由来(见《沧桑八十年——滇楚秋访问记录第138~139页，台北“国史馆”出版) 从楚蔚秋口中来的“固国集团”成立结束前的内幕来看，蒋经国本人对大陆和平统一作战攻势的戒慎恐惧是有原因的。 他在1948年亲自坐在上海，帮助政府顺利发行金圆券，实施经济管制“打虎”，经历了全面挫折的悲惨教训，最后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战败，这是严格拒绝中国共产党统一战争的可怕结果 “总政战部”接手“反统一战争”任务的1980年1月29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后，在四中全会上召见了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的王升上主任，“现在的反统一战争工作很重要，很重要。 (见陈祖耀萧《王升的一生》第272页。 台湾三民书局于2008年8月出版)王升于1939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担任行政专家时开始服从蒋经国，是蒋经国信赖的重要干部，在台湾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一手成立了“政治作战”。 他对蒋经国穿着绝对的忠诚和衣服，蒋经国说的每一句话，说明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说王升是绝对的服从。 但是只有这次蒋经国要求他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反统一战争工作，他觉得责任太大，政治性极高，是非常敏感的工作，这是请蒋经国重新考虑人选，但蒋经国非常重复(蒋经 但是一旦决定了，他就会多次贯彻下去)，王升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但是王升对蒋经国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个反统一战集团的所有工作，都必须经由中央党部蒋彦士秘书长向主席报告和请示。 蒋经国听到此事，说:“请去咨询。 这样国民党的第二个反统战单位，人力、物资都被充实的政战系统所继承，展开了对大陆统战的有力反击。 王升在蒋介石视察的同时，从“王复国办公室”改名为“刘少奇办公室”的王升和蒋彦士进行了商谈，结果决定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办公室下设立被称为“王复国办公室”的具有秘密性的小型幕僚单位，于1980年4月1日成立，王升 设置信息、计划、协调、行政秘书各一人，选择必要的干部，从事幕僚作业，人事极其简化，都是由从党政有关机关选出的优秀人才组成的。 另外，根据事业需要，成立基地、国外、大陆三个事业研究委员会，各设召集人和秘书，各召集人向研究委员推荐学者专家和相关党政机关的副主管，每周协商各反统一战争事业的推进计划。 三个从事研究委员会的召集每人平均由蒋经国亲自担任核派，研究委员和秘书被建设成各召集人委托蒋秘书长核录用。 各委员会召集人、秘书、研究委员名单如下:基地对敌斗争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吴俊才(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秘书:朱文琳研究委员:振宇、王人杰、杜均衡、李模、宋楚瑜、周菊村、施启扬、郭哲、殷文俊、、 国外对敌斗争研究委员会的召集人:相继由“外务政务次长”钱复、丁慧时负责。 秘书:刘国治，谢复生负责。 研究委员:明镇华、王奉曾、科叔宝、朱集禧、连战、何显重、王纪五、萧万长、郁慕明、赵宁、章孝严、戴瑞明、张京育、虞为、高铭辉。 大陆对敌斗争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徐晴岚(曾任国民党大陆实务会主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秘书:张镇邦、徐崇艺、王澄宇相继担任。 研究委员:邀请了宋公言、林清江、萧政之、焦金堂、王征麟、邓祖谋、荆自立、项乃光、裴孔渊、张镇邦、曾光亚、黄达纪、姚孟轩、洪幼樘、李明。 办公室四个部门的秘书也由蒋秘书长核聘。 计划秘书由李明、李在方、邢国强负责，陈濬明、杨台生、余立家合作工作。 情报秘书由郁光将军负责，张虎、邓鹤庭、钱行伟、苏成福合作工作。 协调秘书由赵孝风负责 行政秘书由王振堂负责，刘书德、陈子朴、康雅玲、钟淑芬合作工作。 (请参照王振堂写的“刘少奇办公室”的面纱，转载台湾传记文学第90卷第二期，45—50页)根据上述专业文章的记述，“王国办公室”随时掌握大陆对局统一战争的信息。 首先，三个研究委员会讨论了有协议的提案案，让计划部门完成幕僚作业，然后提出每月1、3周召开的“研究会报”，由办公室主任王升主持，邀请各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和秘书，共同讨论，拟定草案。 然后提交定稿草案，每隔一周提交一次星期二早上7点举行的《综合会报》，由秘书长蒋彦士在中央党部主持，召集各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和案例相关党政机关的主管或副主管参加，广泛交换意见，检查方案 并且，以防万一，从1982年开始，这种被慎重研究的方案，每月一次，由“行政院院长”孙运璇主持的“决定会报”做出最后的决定。 参加《决定会报》的人有“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行政院秘书长”韶华、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议案相关部会的首长。 因此，“王复国办公室”提出的重要计划草案和提案，未经三次以上会报反复研讨会，委托蒋彦士秘书长提交蒋经国核表示。 蒋经国核可后的事件，由蒋秘书长协调贯彻执行党政府有关机关。 并且，在各有关机构贯彻执行时，“王复国办公室”热爱台湾，积极结合没有报酬的有识之士，以强烈的文宣行动，顺利发展所有方案，最终完成。 据说这一期间是国民党党政的运营、协调、指挥最灵活、最顺利的黄金时代。 这是因为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和“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三位重要干部可以相互推心置腹地真诚合作。 当时是蒋经国健康状况不好的时候，但通过这三个人的密切合作，可以承担很多重要责任，台湾依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开辟了繁荣进步的1980年代，弥足珍贵。 “王复国办公室”成立一年后，为了保密和欺负敌人的需要报告蒋经国的核确定，正式改名为“刘少奇办公室”，取材于历史上的“少康中兴”故事典故，期待“刘少奇办公室”为台湾再创造一个中兴的历史  ；  ；  ；  ；  ；  ；  ； 在1980年4月1日正式开始运转的国民党内部，承担反统一战争任务的“刘少奇康办公室”以成立为目的确定，事业目标具有对比性，再加上那个年代，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基本向心力很强，大家都有危机意识 因为这个“刘少奇康办公室”的初期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有相当大的效果。 在“王复国办公室”海外研究委员会的召集人金复的回忆录《金复回忆录》卷2(8~14页，台湾天下先见明出版企业2005年2月出版)中，有2年半举行了59次会议，约2周举行一次。 我们研究计划了一些事件，有些马上付诸实施 在钱复的记忆中，“刘少奇办公室”的具体成果是为了加强留学生在海外大陆推广工作的免疫力，特别是为了在海外学习的留学生，办理一周的“大鹏夏令营”。 对担任海外观光旅游团领队的专业导游人员举办的5天训练营。 对岛内各政府机关派遣到海外的员工进行1个月的讲习等，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另外，1980年10月初，计划“扩大团结海外学者、华侨的计划纲要”，简称“团结项目”，每年邀请一千人，优先考虑亲中、台湾政府或有态度中立学术成果的中国人和有指导地位的华侨 这项事业的首要目标是使敌人成为朋友和防止成为朋友。 1981年一共邀请了126人，其中一半是本来不能回去的“黑名单”的人，或者是主张长期没有回来的台湾独立的人。 有支持中共政权倾向的人有27人，爱台人有30人。 总体来说，这个项目的工作收到了相当大的效果。 王振堂写的《刘少奇办公室揭开面纱》认为“刘少奇办公室”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项目:一、扭转反统一战争的劣势(特别是海外和基地)。 二、迅速准确评价情况，立即制定行动计划。 结合三三个战场(台湾岛内、国外、大陆)，发挥整合战力 总之，在成立“刘少奇康办公室”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反统一战时，蒋经国基本期待着这个机构完成的任务，应该没有超过上述三个项目。 但是，为什么不到三年，“刘少奇办公室”就成了台北政坛很多人眼中的钉子，想去就快了？ 成为“太上中常”而引起愤怒的笔者，为此特别与担任“刘少奇康办公室”计划秘书的李在方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这是35年前的事了，李在方还有很多感慨，令人感叹。 所有“刘少奇办公室”要做的工作，必须通过计划秘书制定计划，向蒋秘书长办公室征求核可后，提交有关机构负责执行。 必要时，蒋秘书长向蒋经国报告请示后付诸实施。 李在方印象最深的是，“刘少奇办公室”使用“台美断交”时民众捐赠的数十亿元新台湾货币，指导成立了民众团体，推进民间活动和大众运动，巩固了台湾岛内和海外华侨公司对台湾的认可和支持。 李在方也提到了前面钱复提到的邀请海外台独和左倾人来台湾的事业。 “其实，负责这项事业的是负责国民党大陆事业的徐晴岚召集人和时任“调查局长”的沈之岳和“警卫总司令官”汪敬分上，他们共同审查了邀请台湾的异议人名单，提交给团结自强协会执行。 关于“刘少奇康办公室”后来对很多政坛人士不满的理由，李在方认为第一权力太大，拥有“反统一战争”的尚方宝剑，几乎不可问。 另外，以峰的名义，给政府各部会写文章，对有关业务说“三四”，对外部正确。 李在方举个例子说:“我听说过刘少奇康事务所的书记李廉给相关机构打电话，最初是王大将的办公室。 这种态度傲慢，欺负人的味道很浓，谁都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一定很生气。 这笔帐可以在王升和刘少奇康办公室上面。 另外，看到“刘少奇办公室”的巨大影响，想利用“刘少奇办公室”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的部会首长也不少。 陈祖耀是他所著《王升的一生》的书，记录了李在方当时特别找他，想提醒王升观察外界的极为不利的反应(见本书第278页)。 老手“刘少奇康办公室”大陆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徐晴岚也劝王升要向蒋经国证明过，不要让这些外部批评和攻击在政治上发酵，结果无法收拾。 但是王升总是认为他的工作完全无私，对蒋经国绝对忠诚，没有必要刻意证明和解释。 另外台北政坛的闲话，非恩怨的风气，总是很盛行。 担心太多了根本做不到 因此，他不在乎这些批评和攻击，依然积极地付出很多辛苦甚至惹人生气。 这种情况，在李在方眼里，对王升说:“王升多年来在政界任职，有时缺乏防人之心，连慈悲都给了，真是冤枉。 王升和蒋经国的照片成为大众的焦点是愤怒的蒋经国下令废除对“刘少奇办公室”扩大权和自由权的具体事实证据之一的是曾经是“教育部长”、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长”的李熙，在退休后与笔者的谈话中，接下来 结果见面后，朱发出了“刘少奇办公室”的公文。 文案要求“教育部”对军队实施“莒光日”，让全体官兵接受政治课，各级学校和行政机关每周接受政治教育课程。 朱汇森理解“教育部”做不到或做不到。 想想让大学教授坦率地来上政治课。 那不是大吵大闹吗？ 因为这个朱汇森希望王升同和蒋经国中央干部学校的学生我去找王升，“刘少奇康事务所”夺回生命。 李熙就此奉命找王升，所以向王升陈述了朱汇森的意见。 但是王升多次认为，“刘少奇康办公室”在会议上讨论，是共同决定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说算术。 而且，公文被发行，再回收并不容易。 王升反而请李熙告诉朱汇森。 “很难努力，希望合作执行。 “李熙在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只能报答朱汇森。 面对这种情况，朱汇森不得已直接来见蒋经国，“刘少奇康办公室”向“教育部”下达了这样困难的命令。 李熙说，蒋经国听朱汇森的报告，很生气，“他们简直一团糟。 “这件事发生不久，“刘少奇办公室”就被废除了，王升也调动了，之后作为“大使”外出了，脱离了权力的核心。 李熙亲自对作者说，《王升和国民党——反革命运动在中国》( thomas a. marks著，台北时英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书( 298~299页)中也有同样的记述。 总之，根据上述例子，“刘少奇办公室”的扩大权和自由权，影响了其他各部门的职权，最后成为大众箭矢的目标，当权者纷纷在蒋经国面前诉说御状，一定要走后快点。 这意味着“刘少奇办公室”无法逃避被裁剪的命运。 在这个“学术讨论会”和各级学校和行政机关推进“莒光日”式政治教育的计划，引起了很多反对，激怒了蒋经国，终于成为了打倒“刘少奇办公室”的最后稻草。 文案来源:《世纪》年第二期，澎湃情报获准转载。 《世纪》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综合文史双月刊。 本文特约殷俊，责任周峰崴。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