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富税收入估算的理论与现实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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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

2019年初，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竞选中提出了一项财产税计划，对净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2%的税，如果家庭净财富超过1亿美元，则再征收1%的税，这可能会影响75000个家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学者伊曼纽尔·萨伊兹(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kerman)利用美联储消费者金融调查的基本数据和皮切特等人构建的收入分配账户，对沃伦的计划进行了详细计算。结果显示，在未来十年内，美国政府可能会收到2.75万亿美元的税收，大约相当于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中3000亿美元将来自对净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征收的附加税。这一计算结果自1月份公布以来，已被许多方面引用。

当然，估计的结果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除了共和党人和保守派学者一如既往的反对之外，一些支持对富人增税的自由派学者也提出了质疑。例如，哈佛大学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娜塔莎·沙林(natasha sarin)认为，赛斯和祖克曼的计算大大高估了财产税收入，并可能误导未来的决策。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公开举行了几轮辩论。

萨默斯和沙林的计算主要基于2017年美国联邦财产税的实际征收。联邦财产税主要针对财产继承，税率为40%，涉及房地产、现金存款、股票、债券、商业资产等。，这与财产税可能涉及的资产范围大致相似。2017年，起征点约为550万美元，已收到约100亿美元。他们假设财富持有者的年死亡概率约为2%。转换后，这相当于对所有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0.8%的财产税。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议征收2%的财产税，这意味着它每年可以获得250亿美元，相当于赛斯和祖克曼估计的十分之一。此外，如果将各种避税因素考虑在内，联邦财产税的实际税率仅为13.5%，而不是40%，相当于对所有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0.27%的财产税。根据这一估计，沃伦计划每年可以筹集750亿美元的收入，这仍然远远低于祖克曼等人的估计。

双方的计算结果差异很大，对各种避税行为影响程度的估计也存在差异。在赛斯和祖克曼的分析中，财产税的覆盖面相当全面，免税程度不高。一旦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免税，房地产持有者将把他们持有的更多资产调整为避税选择。此外，他们的计算引用了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的物业税征收经验，并将物业税税基的基准估计值下调了约15%，以应对避税可能造成的税基侵蚀。

尽管如此，萨默斯和沙林仍然坚持认为，赛斯和祖克曼的计算远远不足以考虑纳税人避税行为的影响。纳税人可以通过捐赠、建立信托以分散资产集中以及开展免税贷款活动来逃避财产税。同时，国税局对净财富的审计覆盖面有限，因此准确评估财富税基并不容易。对财产变现和控制的限制也将影响财富的净值。萨默斯是一名学者，但他曾担任财政部长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他的实践经验可能使他对数字估计和实际经济运行之间的区别有更深的理解。2017年实际收到的联邦财产税收入大约相当于名义收入的40%。换句话说，逃税比率接近60%，这明显高于赛斯和祖克曼15%的假设。此外，萨默斯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专业税务机构(如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算结果与学术研究结论之间的差距。例如，对私人股本基金的附带利息征税实际上只收到了估计金额的四分之一。

双方都有许多支持者。例如，Picchetti支持祖克曼等人对财产税收入的估计，并提到在1913年之前，各方对所得税的开征都有很多疑虑，认为所得税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纳森·格鲁伯更倾向于支持萨默斯。格鲁伯对瑞士财产税的研究表明，如果财产税税率提高0.1%，纳税人申报的净财富将减少3.5%。根据格鲁伯的分析，萨默斯和沙林的估计仍在合理范围内。有趣的是，在双方对峙期间，朱克曼还公开打赌，如果将来征收财产税，而实际税收低于其估计价值的80%，他愿意将10%的个人财产交给萨默斯。此外，他们还建立了一个互动网站(wealthaxcalculator.org)，方便感兴趣的读者查看财产税的估算方法和具体流程。

从历史经验来看，开征财产税争议很大，开征财产税的经济体数量逐年减少。例如，1990年，有12个国家征收财富税，但截至2017年，只剩下4个国家。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因此，许多人认为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显著，仅仅对收入征税不足以缩小分配差距。事实上，双方在改革现行税制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没有太大分歧。关键在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使失真相对较小。与对净财富的直接征税相比，修补公司税、堵塞税收漏洞、征收适当的资本税和加强税收执法的混合方案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然而，通过双方的争论，似乎有两点值得进一步考虑。首先，像财产税这样的直接税收入的计算不仅要考虑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还要注意纳税人和税务执法机构的行为分析。否则，即使采用复杂的模型，估计结果也可能远远落后于实际运行结果。第二，在一项重要政策出台之前，应该充分讨论，吸收各方的有益意见。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还可以减少事后翻身的可能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的有效性。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研究主任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