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视角认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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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0年的辉煌和壮丽，不仅谱写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也展现了人类现代化的新模式，这需要从历史的深度、宏观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进行总结。从现在起，本刊将推出“知识分子理论70年”系列理论文章，从现代化模式、工业化进程、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全球治理和文明发展等角度揭示其历史逻辑，展现“四个自信”。请注意。

智朔70年(1) ■石舒洁侯永志

自1949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套具有“特色”的制度和政策，被称为“中国现代化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随着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评价经历了从怀疑、认可到欣赏的转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希望向中国学习，以促进其经济腾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为世界上希望加速发展和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作出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计划。”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理清中国模式、现代化一般规律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关系，有助于总结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这也有助于我们在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坚持“四个自信”，加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新征程。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化模式的共性与个性

共性在于特殊性，而特殊性总是表现出共性。现代化有其一般规律，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城市化和国家建设是前提。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现代化条件。不同国家根据自身条件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构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自身条件的结合。由此可见，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相互借鉴:虽然各国条件不同，但都可以借鉴它们所反映的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以及将它们与本国条件相结合的方式方法。

那么，和谁？通常，我们习惯于“仰视”和比较那些已经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这有助于我们从它的成功经验中学习，但也容易产生误解。一种误解是，现代化只能通过“移植”发达经济体的现有体系来完成，而忽略了发展阶段的差异。另一个误解是承认发展阶段的差异，强调向发达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制度和政策学习；但是，把它的现代化道路等同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种现代化模式，它也有内在的缺陷，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超越它的道路和目标。

因此，要客观地理解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不仅要“看现在”，而且要“看过去”，不仅要“抬头”，还要“低头”。这需要世界历史的视角。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并继续向外扩张；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一冲击中被动地作出反应，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20世纪50年代，独立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但是直到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经济起飞；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业绩，但随后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和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最终进入高收入阶段。2008年后，发达国家一系列不可逾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再次凸显。

西方国家首先进入现代化，其模式当然值得借鉴，但我们必须注意两点。首先，学习西方模式，关键是学习它所体现的一般规律和它与自身条件相结合的方式，而不是把特殊条件作为它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原因。其次，西方模式并不完美。无论是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剥削和掠夺，还是尚未解决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都表明“历史远未结束”，后发展国家也应该能够创造出更好的现代化模式。

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批评也集中在这里:在许多学者眼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上述“特征”是改革的目标。然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建设及其作用只是深化和扩大市场的前提。

这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现代化的积极和消极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开始了独立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未能实现经济起飞，比例最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现代政府:内战和民族冲突，这使得资本积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缺乏保障。第二类主要是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陷入了瓶颈。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推动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由于未能及时提高政府能力，政权软化，腐败和特权严重扭曲了市场，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类已经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力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基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在许多学者看来，西方世界的崛起是由于政府的弱化，其重要基础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在君主专制下超越了法国。但是如果你改变你的视角，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场景。18世纪，英国率先实现了政府现代化，这是其国内市场扩大和经济发展加快的根源。一方面，英国已经实现了金融国有化，税务官员由政府雇用，税率由国家设定；法国采用一揽子税制，政府将税权拍卖给一揽子税制，后者为了最大的利润而敲诈勒索。另一方面，英国统一了不同地区的税收制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法国分为不同的税收区，不同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需要支付费用。此外，通过政府现代化，英国可以更有效地调动资源，为军事胜利奠定物质基础。18世纪英法战争期间，英国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可能达到法国的两倍；无力应付战争开支导致的金融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这是基于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强调政府干预和主张限制政府的两种传统。然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所追求的经济理论都主张发挥政府的作用，如英国重商主义、德国利斯特主义和美国汉密尔顿主义。即使它主张限制政府的主流经济学，它建立自由市场的想法是基于国家建设的前提。在《国富论》中，斯密主张的国内商品市场自由需要取消地区间的税制划分，这就要求金融国有化；提倡劳动力市场自由需要废除行业协会和学徒制法律的束缚，这就要求政府超越小集体和个别地区的利益；提倡土地市场自由，有必要废除长工和有限继承人的继承法，这就要求打破封建领主制度。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鸦片战争，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为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政治保证。此后，现代政府的建设和政府资源的动员始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和动力。这种通常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有其特殊性

中国现代化模式形成时的空环境和国情背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将受到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制约。从外部条件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美苏霸权的形成和冷战格局，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20世纪80年代，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启和冷战格局的崩溃，中国及时对外开放，深化并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从内部条件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迅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广阔、区域机动空间大的优势，不断提高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探索方法和理论基础。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没有照搬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制度和政策，而是加深了对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理解，并将其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上，它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通过试点、提炼、推广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实现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变化。正是因为中国坚持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中国的公共权力与发展资源的动员和配置。在西方主流发展观中，有人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也有人主张更多地发挥市场的竞争作用，但实际上，发展是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条件和要求是不同的，需要实施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中国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奠定了相对完整的产业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不断强化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中国现代化模式中的产业组织和微观基础。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中国成功实现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共同发展。国有企业在促进资本积累和获得自主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资企业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产生了竞争和示范效应。私营企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成为生产能力、税收和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众参与与成果共享。现代化不仅是提高生产力和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也是改变社会结构和调整利益关系的过程。在上述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则就会阻碍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中国把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目标，不断扩大发展的效益和包容性，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动态统一，确保现代化进程的稳定和稳定。

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和互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面对更高发展阶段的经济，中国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对外封闭，不依附于任何人，而是积极融入全球化，引进资本和技术，在保持独立的条件下实现快速发展。面对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经济，中国不像历史上的发达国家那样受到殖民掠夺或经济控制。相反，它促进自身发展，推动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求更加公平，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在某些方面能更好地反映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六点建议。

首先，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推进现代化进程。从外部条件来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空时代环境不同于两三百年前的西方国家，也不同于70年前的中国。然而，每次空都有其历史机遇可以抓住，例如目前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努力。从内部条件来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资源禀赋、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要启动和推进现代化，并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找到将这些差异转化为发展动力的途径和方法。

其次，我们应该学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早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后期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早期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但是，如果把“历史进程”抽象出来，两个经济层次的差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特征的差异，如重工业比重、市场化程度或民主化水平的差异，然后再简单地缩小，这不仅违背了其自身的发展条件，也违背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阻碍了其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只是再现了先驱国家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自主探索。

第三，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国有企业的职能和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将国有企业局限于垄断行业和公共产品。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失衡是常态，国有企业是投资社会化的工具。在发展经济学中，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需要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打破贫困陷阱，而国有企业是资本积累的载体。马克思主义把国有企业视为共同富裕的基石。事实上，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承担的职能是不同的。国有企业应及时转变职能和角色，支持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实现共同发展。

第四，要不断提高政府能力，打破利益集团的束缚。在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另一方面，政府没有能力促进发展。这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其寻找和实施正确战略和政策的能力。现代化涉及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战略和政策。每项战略和政策都会产生相关的受益群体。这些受益群体可能反对调整这些战略和政策。要实现战略和政策的转变，就必须打破既得利益的限制。

第五，我们应该指出一个更好的制度方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统一。效率和公平是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在各种现代化模式中，发展主义“强调”资本积累，“忽视”大众消费，使人们的积极性难以发挥；新自由主义充分释放了资本的活力，但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民粹主义片面主张改善社会福利，但却侵蚀了社会效率。正因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总是难以克服，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对立和冲突，发达国家也出现动荡。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需要超越上述模式，指向更好的体制计划。在效率与公平的动态统一中，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展。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发展成果。

第六，我们应该独立开辟发展道路，共同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面对全球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既不能闭关自守，也不能错失发展机遇；它不能依附于人而落入分工体系的低端。相反，它应该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促进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持其独立性。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失衡更加突出。然而，这些问题并非源于全球化本身，而是源于促进全球化的旧方式。发展中国家应与中国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使全球化更具活力、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时语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