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为何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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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婚礼。

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作为一项重要的支持活动，第七届中日韩商务峰会也首次来到荣成。

面对来自三国政府部门、企业协会和企业的800多名代表，12家企业表达了对未来的思考和设想。

其中，有三菱、三星、sk等“百年老店”，也有滴滴、迪思等年轻企业。

其中，集美科技的创始人仲博很特别。20世纪80年代后，作为成都本土企业的代表，他谈到了技术创新和全球合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二十年前，他还是一名新生，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与日本和韩国企业做生意。

今年恰逢中日韩合作20周年，各界都期待着一个“升级”的合作模式，共同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作为三国经济界最高级别的交流活动，“商务峰会”一直被视为向三国政府提供建议和意见的有效平台。在两个小时的讨论中，“机会”这个词经常被提到。

正如韩国工商会会长朴永旺所料，中国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外商投资法》，为在华外资企业提供与中国企业同等的待遇。韩国企业欢迎这些法律和措施，更多的韩国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高燕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三国之间的合作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支持三国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以‘中日韩+x’合作模式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高燕还表示，欢迎韩日企业扩大在华投资，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

我以前来过北京两次，为什么第三次选择成都？

2019年恰逢中日韩合作机制启动20周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轮值主席国主持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然而，与前两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是在成都举行的，这使得这座中国西南部的城市吸引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次会议为什么在成都召开呢？人民日报海外网给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成都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日本和韩国广受欢迎。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在日本和韩国家喻户晓，成都作为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对日本和韩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例如，12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时，曾引用唐代成都诗人杜甫的著名诗句“春雨知时节”，来展望两国关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2月24日，安倍晋三在中日韩商务峰会上发表讲话，称中日韩不是魏蜀吴，而是希望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共同建设“新三国时代”。此外，在中国的日本和韩国游客经常参观武侯祠、杜甫草堂和都江堰等名胜，大熊猫也吸引了无数外国人到成都进行一次特别的旅行。因此，成都看似与日韩联系有限，实际上是中日韩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其次，通过成都之窗向日本和韩国展示中国市场的深度。2018年，成都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4782元，增长6.6%。成都的快速发展反映了中国西部的巨大发展潜力——拥有3.7亿人口的西部地区意味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一带一路”倡议激发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事实上，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成都之间的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中韩创新创业园已落户成都。2018年，成都专门规划建设了中国(四川)日本合作工业园。截至2019年9月，日本是成都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外商直接投资19.53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和商业零售领域；韩国是成都第七大投资来源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金融、商业零售等领域。成都与日韩合作的深化，体现了中国沿海内陆合作互动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最后，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凸显了中国国内外交的冷静和自信。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外交不再局限于北京。例如，2016年中国主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州举行，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青岛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并走上外交前台，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城市国际化水平和综合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显示了中国国内外交的冷静和自信。

截至2019年11月，326家日资企业在成都注册，其中世界500强企业38家；韩国在成都投资设立了331家企业，其中包括13家财富500强企业。据统计，从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进入成都的前五名外国人分别是韩国、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和日本；在成都受欢迎的目的地中，日本排名第三，韩国排名第八。

三国商界领袖最关注哪些问题？

在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中，伊藤洋三的总裁富博可能是最熟悉成都的。

1997年3月1日，在伊藤洋华堂工作了20年的三智富博正式来到成都，参与筹备中国第一家门店。从此，他在成都呆了20年，在这里创造了“伊藤奇迹”。截至今年1月，伊藤洋华堂在荣及周边地区拥有9家门店，年营业额达55亿元人民币，年客流量达3000万人次。2017年，三个已经成为“半个成都人”的富博在日本总部被授予总统称号。

伊藤在成都20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开放，以及中国消费市场的崛起。“在刚才的路上，我看到路边挂着许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旗，我觉得与20年前来到成都相比，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智富博昨日在接受《国家商报》采访时感叹道。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也加深了20年。

1999年11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中日韩领导人在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按下了三国合作的“启动按钮”。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首次单独举行，并商定每年轮流在三国举行。同年，三方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

今天，中日韩合作已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次部长级会议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合作领域超过30个。三国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7200多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占比从17%增加到24%。

当然，这20年不是一帆风顺的。此前，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本次会议是在三国合作20周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三国关系良好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三国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三国人民对此寄予厚望，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罗兆辉在介绍会议的主要内容时，也把“未来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把握合作方向”放在首位。

这次会议的特殊背景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个拥有15亿人口、经济总量近21万亿美元的“超市”，一旦成为现实，将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早在200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首次提出了这一想法，并于2012年正式启动谈判。到目前为止，三方已经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并举行了16轮自由贸易谈判，该协定被视为自由贸易协定的前奏。

上个月初，历时7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正式宣布“15个成员国结束了整个谈判”。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预计将于明年开放。

这也使得提议建立rcep+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更加激动人心。

24日发表的《未来十年中日韩合作展望》明确指出:“我们将在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努力达成全面、优质、互利、自我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商界人士对此感到兴奋。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目前发展迅速，给三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认为这三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如果这三个国家的企业的优势能够结合起来，就会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我相信，一旦实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将是三国工商界的福音。”三智富博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说。

根据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民间可行性研究小组早前对三国数千家企业的调查，三国大部分企业都支持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其中中国企业的这一比例最高，达到85.4%；日本和韩国公司也分别达到78.7%和70.9%。

互补性强，如何合作改变全球产业结构？

合作的火花永远不会在交流中停止，产生。

在昨天的峰会上，当仲博谈到未来驾驶场景中屏幕上“来了又走”的想象时，sk创新公司执行董事李存霞和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特别顾问山西健一郎都被感动了——他们分别是日本和韩国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的探索者和代表公司。

创新是全球企业发展的“共同话题”，尤其是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提到，随着世界进入第五次工业革命，许多具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有望使这个曾经“赶超”的地区显示出引领世界的势头。

创新合作日益成为三国间的“关键词”。当去年“垃圾分类”风在中国刮起时，日本的垃圾处理技术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韩国的芯片技术也吸引了正在制造核心产品的中国的注意。在解释日本提出的最新社会5.0时，山西贤一郎还指出，与中国的“大众创业与创新”以及韩国的第四次以人为本的工业革命一起，他们都将注意力转向了“创新与发展”这个话题。

虽然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创新合作总是能被频繁地谈论，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三国反复讨论的焦点。据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尚尚尚石介绍，除本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外，中日韩三国还将举行21次部长级会议，涉及环境、专利、灾害管理、卫生保健、科技等领域。

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形成: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合作在提高地区创新能力和发展能源水平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关于经贸合作的讨论一直被认为是三国合作的“垫脚石”:三国可以成为彼此最重要的经贸伙伴，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三国合作不断升级、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结果。它的成功是由于三个国家的产业链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参与全球化进程和积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努力。

在瑞穗金融集团(Mizuho Financial Group)董事长佐藤康博看来，这种“比较优势”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以电器行业为例，日本向韩国出口原材料和制造设备，韩国制造中间材料，尤其是仓储、半导体和显示器，中国组装并出口这些材料。这三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三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朴启顺发现，变化正在发生。“过去，这是一种简单的贸易交流形式，但现在，三国可以共同进行研发和商业化。”

他提到的一个模式是，三国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开发新技术、商品和服务，进行联合研发。由于新的服务或商品必须在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进行测试，中国是一个拥有7亿多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大国，这对测试非常有利。“韩国总人口5000万很难养活”；这样，三国“可以成为全球合作的典范”。

这三个国家相对优势的变化加速了这一进程。例如，他说，中国、日本和韩国约占全球5g通信技术专利的63%，5g是佐藤康博心目中未来全球“棋盘”的基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生物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占据了世界围棋的四个角落，基于此，它将推动医疗、能源、移动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将发生变化。

移动支付是另一个“试验场”。佐藤康博指出，日本一些城市仍是“现金社会”，但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基本普及，两国人员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冲击”。“中国、日本和韩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是否有统一的二维码标准，二是能否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的数据库。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指出。

逻辑转换也是地域思维的转换。在新的合作模式下，区域合作将进一步重塑全球产业结构。

滴滴出行高级副总裁曲月川表示，该公司已与日本300多家出租车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可在20个城市提供汽车呼叫服务。“中国用户去日本时不需要下载新的应用，这非常方便。”在日本叫辆出租车。”

进入跨国市场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瞿月川认为，把最新的领先科技成果与所在国的地方政策法规、当地的行业要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是一条特别重要的原则。

一个例子是，考虑到日本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在60岁左右，习惯戴手套，滴滴做了一个本地化的“改造”——将手机屏幕改为平板屏幕，方便司机清晰地阅读信息，同时通过语音识别接收订单，以避免戴手套带来的不便。

“结合当地需求，解决当地需求方和驱动方的棘手问题，这一业务将在当地蓬勃发展。”瞿月川说。

相比之下，郑对表现出了一丝“紧迫感”。这位韩国企业家代表昨日表示，全球医疗市场规模非常大，“可能是半导体市场的5倍左右。”虽然中日韩三国各有优势，但由于目前缺乏合作，很难实现协同增效。

郑现任韩国巨杰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总监，主管中国业务。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全球40多个国家销售化妆品和美容产品，其中主要产品是肉毒杆菌毒素。他承认，虽然他在中国市场“跑”了大约十年，但没有明显的结果，因为他主要专注于生物制药产品。

适应市场不容易。郑说，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发展速度太快。在如此迅速的变化中，他们的适应性是不够的；在日本，由于制药公司的水平很高，实际上存在“无形壁垒”。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医疗保健行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韩国健康产业振兴医院院长全德哲透露，除了美容领域(仍占很高比例)外，去韩国体检、手术甚至体检的人数也在增加。“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美容的需求很大，但对严重疾病的需求也很大。”全德哲说。

郑希望三国能够相互了解各自的市场，尽量减缓在医疗保健领域的监管，并开展积极的合作。“这三个国家地理位置相似，文化相通。我相信它们可以进一步发展，并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灵活的体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