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收入消费“剪刀差”：用改革挖掘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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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离不开消费的基本作用。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深化内需潜力，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并运用更多改革手段扩大消费。有效应对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个稳定”工作。

第二季度数据显示，实际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创下新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偏离了零售商品总消费。同时，上半年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再次形成“剪刀差”。如何看待上述现象及其影响？下半年如何扩大内需，扩大最终需求？记者采访了许多经济学家，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建议。

高债务拖累家庭消费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自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持续下降。今年第二季度，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为5.2%，创下多年新低。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0.1%，比2018年的峰值低近2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自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者信心的增长率显示出温和的升温趋势。其中，虽然第二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略有下降，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继续上升。

“有钱可花”和“愿意花”，但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兼董事总经理石成称这是“消费悖论”的一种表现。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建告诉记者，短期来看，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第一，上半年物价上涨，但收入没有明显增长；第二，就业不稳定直接影响收入预期，抑制消费。

一些经济学家将住宅行业的高负债列为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朱表示，与2012年相比，中国住宅行业的杠杆率几乎翻了一番。虽然人们直觉上理解高借贷可能带来高消费，但从数据来看，高杠杆的挤出效应仍然大于财富效应。如果中国目前的高房价，包括高房租，不能解决，将很难完全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受抵押贷款余额快速增长下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影响，今年服务和非食品类消费大幅下降。

央行最近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根据该报告，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分析表明，在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总零售消费增长率将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

供应结构“新旧不匹配”

既然我们处于“有钱花”和“愿意花”的状态，挖掘消费潜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改革供给结构。

石成认为“消费悖论”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新旧不匹配。一方面，消费重心从一、二线城市向低线城市和农村转移，从高端消费品向中档消费品转移，消费升级重心迅速下沉；另一方面，零售业态、供给结构、支撑环境等因素尚未适应这一变化。在旧动力衰退过快的背景下，新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这就限制了消费引擎的整体动力。

一个例子是，2019年，更多依赖传统零售模式的春节消费表现不佳，黄金周消费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然而，“6.18”电商节依靠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人群、低线城市的新市场以及直播和定制产品等新渠道，实现了消费的爆炸式增长。

石成指出，这反映了商业调整的领先“点”和落后“面”之间的巨大反差。

安信证券(Essence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新旧产品的不匹配也反映在银行业储蓄和理财产品正常供应能力的下降上。在过去几年中，由于金融整合，金融部门货币和财富管理供应的异常下降导致家庭部门持有的金融储蓄意外下降。为了重建理想的财政储蓄，家庭部门被迫调整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和各种支出行为，其中之一就是削减消费。

此外，从今年上半年乘用车销售结构来看，乘用车产销分别为997.8万辆和1012.7万辆，同比下降15.8%和14.0%，但豪华车销售仍保持正增长。

李迅雷说，这反映了消费的分层。高端消费的繁荣和低端消费的疲软实质上是居民收入的分化。如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对消费型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减税和减费的效果

等待进一步释放

2019年，计划中的2万亿元减税和减费措施被认为是使实体经济“轻装上阵”和促进国内消费的切实措施。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收入计划与会计司司长蔡介绍了减税和减费的阶段性成果，他说，税制改革增加了居民收入，刺激了社会消费的增长。

根据第二季度的消费数据，各项指标偏离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升与人均消费支出和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下降之间的“一上二下”。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这种偏差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朱表示，这种偏离主要是受汽车消费扰动和非居民消费萎缩的影响。自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趋势有所加强，表明非居民部门消费没有明显变化。去年以来，由于信贷紧缩和外部风险的影响，政府和企业的消费一直处于相对收缩状态。

朱认为，考虑到减税效应的时滞性，他更倾向于认为减税效应对企业部门的积极作用尚未释放。个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在第三季度显著受益。

根据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计算，2019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分两步走的改革导致税收减少3077亿元，仅占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3%。

苏建表示，只有从降低经营成本、优化经营环境、增强企业活力、从根本上增加员工收入、稳定收入预期的角度来降低税费，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消费。

李迅雷认为，除了增加收入和稳定预期之外，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或社会保障水平，还应该采取鼓励消费等措施来降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

多管齐下释放消费潜力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苏建告诉记者，尽管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仍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是发展方向。

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进行了十多次研究部署。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

石成预计，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将重点改善低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基础设施，开辟新的零售向县域经济渗透的渠道。同时，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激活县域经济对医疗、服务、教育等服务消费的升级需求。

苏建预计，降低个人所得税、继续提高退休人员收入、稳定就业等措施将在下半年对消费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稳增长”措施在稳定消费、促进消费增长方面应发挥相对明显的作用。

朱预测，税费减免政策将进一步释放消费增长势头。其中，在物价稳定和个人税收社会保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有望在第三季度大幅反弹。

李迅雷建议，通过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中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应该对未来的社会保障更有信心，能够消费，敢于消费。举例来说，从今年首四个月的零售数字来看，药物消费的增长率已上升至11%，这表示有需要改革医疗制度，以减轻居民看病和吃药的负担。

高善文建议，在继续做好金融整顿的同时，应尽快恢复银行业储蓄和理财产品的正常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