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不能只有财政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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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呈下降趋势，引起了许多讨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2019年4-6月，中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率分别为-0.1%、-2.3%和-0.6%。随着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稳步增长，农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连续三个月呈现负增长，这导致人们猜测农业行业对社会因素的吸引力下降。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口径。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信息，固定资产投资是指计划总投资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城乡各类企业、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和城镇个体经营户的建设项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包括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业单位的项目投资。统计口径限制了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对象和单项金额，这意味着这一数值的变化趋势并不能完全代表农业产业对社会因素吸引力的变化。

同时，结合近年来这一数值的变化及相关政策取向，不难看出中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的下降存在一些外部因素。一方面，近三年来，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增长率一直在15%左右波动。2018年初，农村振兴战略正式启动，并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相应地，农业产业吸引了一波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影响下，2018年2月和3月，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率分别达到27.8%和24.2%，间接导致今年累计投资额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受县级财政压力的影响，今年以来地方政府有意识地减少了对各种项目的投资，政府采购的有限模式进一步减少了社会资本参与农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

从口径、数字变化和相关政策来看，不必对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异常过于紧张。然而，农业产业在吸引资本和其他因素方面相对薄弱。中国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很大，这“阻碍”了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同时，农业生产周期长，相应的投资回报周期延长，行业周期波动和市场风险明显。即使一些社会资本强势进入，也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和容忍度来期待未来的回报。因此，在农业要素外流超过要素流入的背景下，如何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自愿投资农业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关键问题。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最近召开的“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金融逐步从国有金融转向多种所有制金融，城市金融也逐步转向城乡一体化金融，金融的公共性逐渐显现。过去，城乡二元金融和社会制度已经改变。然而，财政的公共性质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有必要在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安排上发挥主导作用，并打好基础。通过公共财政改革，农业和农村应该优先把战略安排付诸行动。目前，我国财政资金主要通过贴息贷款、以奖代补、建立担保机制和风险补偿基金、设立农村发展投资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和农村发展。这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是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其低运行效率导致其激发金融和社会资本的能力较弱；同时，这些措施的主要行动对象是相对分散的社会资金，不足以吸引固定资产投资。

更重要的是，从农村振兴战略的驱动力来看，政策和金融引导的效果是相对短期的，频繁的政策刺激也可能降低社会因素对优惠政策的敏感性。因此，政府应在运用财政政策适度引导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如何为“三农”提供更高效的生产经营环境。正如农业和农村事务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鸿远所说，我们不仅要关注政府，还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许多接受记者采访的“农村企业家”表示，与投资回报缓慢、不稳定、融资困难相比，更困扰他们的是经营效率低下、社会文化带来的人才匮乏，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予以纠正。或许，这部分问题除了财政引导之外，还应该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