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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谁应该对爬不起高的“两兄弟”负责?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指责环境保护。
11月30日,在第五届中国环境与社会治理研讨会上,100多位专家和地方代表围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社会治理、法治改革和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与会者对最近在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噪音和不正确的舆论表达了关切。
国家商报记者注意到,由于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近年来,环境保护无疑成为最容易使用的"后锅"对象。例如,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据称是由环境保护检查员关闭企业造成的;一些企业的员工失业被认为是由于环境保护限制而停产造成的;猪肉价格的上涨被认为是环境保护划定禁区等的结果。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环境保护可以退休吗?
与会代表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中央机构编制研究会、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以及江苏省宣教中心、浙江省磐安市政府等地方政府部门。会上,每个人都对最近环境与经济关系中的一些噪音和不正确的舆论表示关注。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环保监管和执法的日益严格,许多长期违法生产的企业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一些长期违法排污、达标后无望整改的企业被迫关闭,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影响经济发展的环保呼声也在持续。
《国家商报》记者多次跟随环保检查组到当地进行现场检查,几乎每一个被强制关闭的企业,其生产现场都有“恶劣的环境状况”。例如,河北某地方的冶炼企业是一个拥有10名以上员工的家庭作坊;前面的建筑是一座办公楼,后面的院子里建了一个棚子,作为冶炼车间。大量的冶炼废弃物随处丢弃,车间没有任何环保设施。这一幕充满了刺鼻的气味。经检查组现场检查后,要求企业在继续生产前更换环保设施,使其符合排放标准。企业负责人了解设施成本后,认为投资不经济,建议直接关闭企业。
一些行业专家告诉《国家商报》,这些企业的存在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们的生产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一旦要求它们达到排放标准,这些企业的生存时间将大大缩短。然而,如果允许这些企业继续非法生产,整个社会将为其环境保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与此同时,一些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并迫使企业转型的领域也尝到了环境保护的甜头。以浙江省长兴市为例,通过环境保护,一度被污染的铅蓄电池企业从175家整合到16家;结果,产值增加了13倍以上,税收增加了9倍以上。
因此,国家发改委土地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庆杰、美国能源基金会主任刘欣等一批专家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必须保持战略实力,强化共识,否则以往的一切成果都将付诸东流,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猪肉价格已经上涨,环保不应该成为“后锅”
近年来,由于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环境保护。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年猪肉价格上涨。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王华表示,最近有报道称,一些人认为环境保护导致生猪数量大幅下降,猪肉价格上涨。如果有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对话和互动平台,这种误解就不会发生。
环境保护不应该成为这方面的“后患”。根据王华的分析,一方面,就时间而言这是不对的。2017年,禁养区大部分大规模畜禽养殖限制已经完成,2018年全国生猪存栏量达到4.28亿头的高峰,2019年后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一方面,它不能匹配数量。2017年前,根据《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动物防疫法》、《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生猪存栏量减少约3000万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数据,2019年9月,与2018年底相比,净减少1.2亿头,有时一个季度净减少5000多万头,这不是禁入区清理造成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底、6月底、9月底和12月底,生猪数量分别为4.15亿头、4.09亿头、4.29亿头和4.28亿头,同比波动范围为-3.0%至1.0%。进入2019年后,波动幅度迅速加大。截至2019年3月底、6月底和9月底,生猪数量分别为3.75亿头、3.48亿头和3.07亿头,同比变化为-10.1%、-15.0%和-28.5%。
重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秦鹏教授从在重庆等地的调查中反映,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生猪周期等因素叠加了非洲猪瘟,而环境保护不是驱动因素。然而,地方基层往往以环境执法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反应为借口,简单地禁止养猪,有时甚至是部分扩大。
一些业内人士对《国家商报》表示,应该加强信息披露。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长期隐瞒非洲猪瘟疫情,导致公众恐慌。
标题:猪肉价格上涨 环保该不该“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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