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欧洲高福利制度亟须深层次改革

本篇文章4835字，读完约12分钟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推迟退休已成为欧洲的“新趋势”。图为一名91岁的德国餐厅服务员正在工作。

中国形象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包容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高成本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下，其结构性缺陷不断显现。

许多专家意识到，盲目实施高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一些专家认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之间找到平衡，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一些专家指出，只有符合实际发展情况的福利制度，才能最终达到惠民的积极效果。

北欧

人口老龄化影响税基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方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冰岛等北欧国家建立了高福利模式，几乎所有公民的食品、服装、住房和交通、出生、老年、疾病和死亡都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高福利所依赖的高税收受到很大影响。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使其制度缺陷不断显现。

北欧国家的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这需要通过高税收来维持。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瑞典、丹麦和芬兰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挪威和冰岛的税收份额相对较低，但接近4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高税收导致国内生产性投资不足，生产增长停滞，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失业率上升会降低税收规模，增加政府福利支出负担，从而形成恶性循环。1990年代初，芬兰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就业率急剧下降，但尚未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同时，芬兰的养老金支出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而就业人口的收入支持不足7%。

由于生育率低、预期寿命延长，65岁以上人口占北欧国家总人口的近20%，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阶段。面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养老金存在巨大缺口，这也给北欧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带来巨大损害。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巴斯隆德认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之间找到平衡，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北欧国家福利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人口老龄化和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北欧国家劳动力供给不足，这也是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北欧国家已经推迟了退休年龄。目前，丹麦已将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2014年的62岁，并计划从2019年到2022年进一步推迟到67岁，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就业人口的税收范围，减缓养老金支出的增长，弥补养老金缺口。另一方面，瑞典采取了一种灵活的方式，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挂钩，以鼓励老年人坚持工作。

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给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瑞典已经接纳了163，000名难民，使其成为人均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瑞典移民的失业率超过15%，而本地居民的失业率不到5%。一些评论家认为，瑞典政府只提供补贴和福利，但不能通过创造和提供就业机会来帮助和管理难民。瑞典人认为，他们的高税收负担主要用于与难民相关的开支。人民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不仅为极端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空，也对瑞典进一步削减福利等改革计划造成了巨大阻力。

德国

通过改革逐步减轻高福利负担

我们的德国记者冯雪？

德国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福利制度的发源地。然而，进入后，高福利制度成为拖累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负担。直到2003年德国政府推出“2010议程”，过度的社会福利才被削减，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重新走上正轨。

东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不顾地区发展不平衡，出于各种原因，决定将西德的社会福利制度延伸到东德。德国城市事务研究所的专家兰德瓦当时指出，福利制度的建设应该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适应。盲目实施高福利不仅会缩小东西方之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还会严重拖累整个德国。

果然，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为了支持前东德各州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德国政府不得不每年承担约500亿欧元的财政负担。随着早期世界经济衰退，德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支出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2002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创历史纪录，超过37，000起。由于失业者在四年内仍可领取相当于原工资63%的救济金，德国失业人口一度达到500万，导致大量“懒人”不工作，仅靠救济金生活。

被德国媒体称之为“最厚颜无耻的失业者”的汉堡人阿诺德·杜伯特曾公开回应道:“我为什么要工作？”失去工作后，他几十年无所事事，只收到救济基金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直到2015年，他被送到一家养老院“度过晚年”。

"没有理由和懒惰的人交谈。"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推出了“2010议程”的结构改革方案。在改革中，先后出台了四部《哈茨法案》，极大地减少了社会福利。对就业和失业者的福利补贴作了如下调整，失业者被迫尽快接受职业培训和再就业。与此同时，该法案还包括推迟退休年龄和降低政府法定养老金支付比例。

“2010年议程很艰难，但也是必要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克鲁夫说，德国目前的失业人口约为250万，比改革前减少了一半。德国通过改革逐步减轻了高福利负担，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第一个复苏的欧洲国家，成为推动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2018年，德国政府的财政盈余达到580亿欧元，创下东德和西德统一以来的新纪录。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曾表示，是施罗德和“2010议程”让德国重回正轨。

施罗德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为实施“2010议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施罗德在2005年被迫提前辞职，因为福利削减引起选民和党内不满，随后宣布退出政坛。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也被大大削弱了。

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改革困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经说过:“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改革以及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后如何连任。”

西班牙

养老金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

我们驻西班牙记者姜波

维克多，一个年轻的马德里人，当他最近成为一名临时工时非常开心。在西班牙，“临时工”和“正式工人”在福利和雇员保护方面有很大区别。如果企业解雇长期合同员工，需要根据其工作年限支付大量的失业补偿，这大大增加了解雇员工和招聘新员工的成本。这导致许多企业在签订长期合同时极其谨慎。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许多公司甚至在临时合同到期后解雇员工，并选择雇佣新的临时员工。还有许多公司通过与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来雇佣临时工。

劳动合同问题凸显了西班牙在高福利制度下扩大就业面临的困境。西班牙的社会保障体系多年来一直处于赤字状态。根据BBVA最近发布的报告，2018年西班牙社会保障赤字达到189亿欧元，2011-2018年累计社会保障赤字超过1000亿欧元。西班牙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正面临严峻考验。

高福利制度非常依赖于经济表现。西班牙庞贝法布拉大学的教授阿马特认为，西班牙的经济基础在欧洲国家中相对薄弱，其债务安全形势也相对脆弱。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很容易导致减税和福利支出不足等问题。政府财政赤字扩大、负债率上升等问题也将相继浮出水面，这将导致债务危机。

近年来，尽管西班牙经济逐渐走出危机，但开始稳步复苏。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金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养老金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以及缴纳社会保障基金的人数增长有限。高失业率也是由于高福利制度。高福利制度和高失业率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西班牙临时工的比例超过26%，是欧盟最高的，几乎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在15-24岁的青年工人中，临时工的比例超过70%。相反，以保护劳工权利为出发点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劳动力市场活力，特别是年轻人就业积极性的原因之一。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古斯塔沃(Gustavo)表示，从国家层面来看，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保障导致政府和企业在福利支出和支出上投入更多资源，而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资相对减少，从而削弱了长期经济增长势头，这在经济低迷周期中更为显著。

在经济危机期间，西班牙政府为了减少政府债务而削减公共财政支出，R&D的投资不断减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西班牙在创新方面的投资与欧盟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经济竞争力相对减弱。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使得西班牙难以提供足够的动能来改变结构性问题，如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对房地产和个人消费的过度依赖。

西班牙《经济学家》评论说，西班牙的福利制度迫切需要更深入的改革。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促进和促进就业，激发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开辟社会保障资金的新来源。另一方面，要减轻政府和企业的福利负担，使更多的资金能够用于研发投资，提高创新水平，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福利制度与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希腊

过度福利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

本报记者韩冰珍叶琪

2018年8月，希腊宣布第三次救助计划正式结束，从而告别了长达八年的依赖援助，回到了国家正常运转的轨道上。在分析希腊债务危机时，许多专家明确指出，盲目的高社会福利投资是拖累并导致希腊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

希腊实施了脱离实际的高福利政策，特别是在公务员福利方面。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希腊公务员每年获得14个月的工资和一个月的带薪假期。你可以在40岁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已故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子女可以继续领取父母的养老金，直到他们去世或结婚。公务员不仅工资高，而且范围广。只要他们不是受雇于私营部门，他们几乎都被列入公务员类别。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希腊总人口约为1100万，但公务员人数高达100万，约占总就业人口的1/4。这不仅导致许多公共部门效率低下，而且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副教授马塔萨·甘尼斯(Matassa ganis)表示，当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相应提高时，希腊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增加新债务或增加税收来填补福利支出的缺口。高福利制约着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发展，并使希腊陷入严重借债的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希腊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全年都保持在100%以上，大量债务的原因是需要维持越来越多的公务员。即使在救援期间，在国际债权人分配贷款后，希腊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支付拖欠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

过度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导致希腊经济在过去几年缩水了约25%。为了满足国际债权人的救助要求，希腊不得不实施几轮紧缩和改革措施，其中第一轮是公共机构支出和养老金。仅从2010年到2012年，就有40万希腊公务员被解雇，随后希腊政府数次裁员，并大幅削减公务员的薪资和福利。然而，公务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很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一直是希腊必须面对的“难题”。

由于制度建设不完善和社会化程度不够等问题，养老金在希腊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虽然希腊政府已经根据国际债权人的要求削减了约50%的养老金支出，但欧盟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希腊的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以上，远远超过欧盟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由于养老金发放条件过于宽松，监管不够严格，存在冒领现象增多等问题。仅在2011年爆发的“幽灵养老金”事件中，希腊政府就发现12万个家庭隐瞒了老人死亡的事实，并继续冒充养老金，总金额达10亿欧元。

在希腊结束纾困计划之前，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委员莫斯科维奇(Moscovici)再次提醒，希腊经济面临的现实仍然“严峻”:“尽管紧缩时期已经结束，但纾困计划的结束并不是改革之路的终结。”

希腊克里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萨巴尔·洛科强调，希腊仍需积极探索和发展。他说，希腊需要在养老金制度、医疗制度、金融和金融、劳动力市场、商业环境等领域推进改革。

制图:蔡华为

《人民日报》(2019年7月12日，第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