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垃圾管理条例开启强制分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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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已逐渐进入强制性时代，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垃圾回收等相关公司遍地开花。对于那些基于“回收”的企业来说，他们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随着垃圾分类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利益相关者试图通过智能手段解决垃圾分类问题。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已经出现了几年，在很多城市社区都能看到，但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从理念到行动，各方都应该开出正确的药方，让市民能够自觉接受垃圾分类系统带来的不便，教育和强制是不可或缺的。应该给予指导和适当的奖励，以鼓励公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此外，还应规定相关责任和处罚措施。

垃圾分类逐渐进入强制性时代，基于“互联网+回收”的企业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6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等9个部门联合下发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2019年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自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强制垃圾分类的城市，上海市民率先补齐了垃圾分类知识。与此同时，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垃圾回收等相关企业遍地开花。那么，垃圾回收是一种商业出路吗？用户对智能垃圾收集有什么看法？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扔垃圾悄然兴起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并实施，这一“历史上最严格的垃圾管理条例”拉开了城市垃圾强制分类时代的帷幕。

条例实施后不久，有些市民遇到了“完全错过乱抛垃圾的时间”等问题。

陈骁在上海从事外资金融业。自从条例正式实施以来，他所在的社区已经全面实施了定期定点扔垃圾的规定。每天早上7: 00至9: 00，下午6: 00至8: 00，垃圾站将在其他时间段上锁。

由于工作的需要，陈骁每天上班都要穿西装打领带，但是他早上扔垃圾的时候很明显的不方便破包和分干湿垃圾，晚上扔垃圾的时候他还没有下班。所以，什么时候扔垃圾成了他的一个大问题。

在他周围，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在上海的外企通常10点到11点上班，晚上经常加班。陈骁的一些朋友别无选择，只能把垃圾带到公司扔掉。当人们坐在一起时，垃圾分类在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点外卖，把鸡翅换成鸡排。那些过去喜欢喝汤的人尽量不点汤，以免在分类时遇到太多麻烦。

无奈之下，陈骁开始在网上搜索垃圾处理服务。“我非常支持垃圾分类。我也认为垃圾分类是未来生活垃圾处理的正确方向。我不需要别人来帮我整理，只需要替我扔就行了。”陈骁说。

根据陈骁的观察，有不少人和他有同样的烦恼。一些同事选择雇佣小时工来解决垃圾运送的问题。社区里很多居民因为跟不上规定的时间，直接把垃圾袋放在楼下，导致袋装垃圾到处都是。“我们社区的面积很大。300户人家共用一个垃圾站。走远需要数百米。在台风天没有办法把它扔掉。走廊里会有很多垃圾袋，有些建筑甚至会发现老鼠。”陈骁说。

有需求就有市场，相关业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法制日报》的一名记者在一个电子商务平台上搜索“垃圾不扔”，可以看到上海很多商店都提供上门垃圾收集服务。经协商，商店每月提供的服务价格为220元/月。顾客只需通知客服每天的时间，然后将垃圾放在门口或走廊，然后工作人员会上门将垃圾分类运走。

一些商家制定了更详细的收费制度和业务范围，还推出了按月支付、分组等优惠措施。不同的楼层，有没有电梯，会有不同的价格标准，每次收集垃圾的重量上限也会相应地规定。

然而，这项似乎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业务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个被采访扔垃圾的弟弟是厨师。垃圾分类和扔垃圾是他的副业。据他说，“现在的一家之主感觉每月有100多元。”我跑的时候连过路费都没了。”

许多商人在面试中都有同样的经历。肖女士还嗅到了上海垃圾分类政策带来的商机。最初，她是一个小企业。从今年7月开始，她已经雇佣员工开始垃圾处理服务，并且已经为前期亏损做好了准备。"一些顾客不愿意支付几十美元，而另一些顾客可以接受几百美元。"。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肖女士认识到了许多问题。例如，如果一些顾客不愿意分类，他们会把所有的垃圾混合在一起，然后工作人员会把它拿出来给他们分。有些顾客只要求一项服务，但他们会一次储存大量垃圾，甚至有蛆和虫子，许多员工会向她投诉。

肖女士说:“大多数人还是有意识的，会把垃圾分类，但有时没有办法把它们堆起来。”最多是提醒大家要包装好，不要漏汤。”

目前在上海从事垃圾处理行业的王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对于那些需要垃圾处理服务的人来说，这项服务可以解决客户的时间安排和垃圾运送时间之间的矛盾。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后，他们将为客户提供一个不同颜色的分类垃圾桶和垃圾袋，以便客户在向家中扔垃圾时能够主动进行垃圾分类。

“像现在的一些白领一样，也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我们的现场服务可以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王欢说，他的团队已经开始与一些办公楼谈判承包垃圾处理业务。将来，他们也会考虑将垃圾收集的相关业务纳入日常工作中。

对智慧手段的接受度很低

用户体验需要改善

除了垃圾处理的“新产业”之外，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已经出现了好几年，这在很多城市社区都可以看到，但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近年来，“互联网+”已经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尖端。随着垃圾分类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利益相关者试图通过智能手段解决垃圾分类问题。

第一个是智能垃圾收集器。它一般建立在一个社区，居民可以把一些废品放入其中，只要他们生产它们，同时根据条形码或手机识别得到某些点。一些智能垃圾回收机也回收低价值的可回收物和有害废物，这确实有助于垃圾分类。

然而，这种垃圾回收机的成本非常高，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台垃圾回收机的成本高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在《法制日报》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许多人报告说，最好是直接雇佣私人垃圾回收者用这种垃圾桶进行分类。

最尴尬的现象是，根据经济回报进行分类的人不会选择把它们放进智能垃圾桶，而不关心经济回报、不想分类的人仍然会把这些垃圾扔进其他垃圾桶。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某小区的垃圾箱都是智能垃圾回收机。这台回收机器由两个盒子组成，一个用来扔厨房垃圾，另一个用来扔其他垃圾。两个盒子之间有一个二维码识别区。该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踩下开关扫描代码来打开垃圾桶或箱子。

在对代码进行扫描和解包后，系统会对放入的垃圾进行称重，并根据重量给用户打分，用来交换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回收商将垃圾称重数据发送回小区的云数据终端，并记录相关数据。

据了解，该社区早在2016年就开始安装这种回收机。《法制日报》记者从物业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起初，一些居民会拿着物业发放的二维码标签来扫描代码并扔垃圾。很长一段时间后，大多数居民会懒得扫描代码和称重，或者他们会选择踩开关直接扔垃圾。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居民会通过扫描二维码扔垃圾。

“用来扫描代码的标签很小，每次扔垃圾都不方便。我们还在考虑制作一种更方便居民使用的出入卡。”负责社区垃圾分类的霍女士说。

虽然智能垃圾回收机的使用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根据日常垃圾回收大师，大多数业主仍然可以做最基本的分类和分离厨房垃圾。此外，霍女士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社区内将有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每天早上6点到9点对除餐厨垃圾以外的垃圾进行大致分类，并挑选出可回收的垃圾，如瓶子、纸箱等进行回收。

作为一名社区经理，霍女士赞成垃圾分类和回收。“目前，居住区每天产生的垃圾太多，单靠填埋和焚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街上会经常见面谈论垃圾分类。虽然分类工作不像上海那样细致，但正在逐步开展。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区的一个社区也安装了智能垃圾收集器。一旦你进入社区大门，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家伙”在左手边。回收机设有多个投掷口，如塑料、金属、纸张、织物、细长灯管、化妆品、电子垃圾等。居民可以识别和扫描代码，并通过二维码卡、公共号码、小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等扔垃圾。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智能回收站，只能分为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

社区开放的垃圾分类区由专人管理，管理人员的工作服上印有“垃圾分类”字样。除了这个特殊的区域，传统的垃圾桶被放置在社区的其他地方，通常是一组三个垃圾桶，上面分别印着可回收，其他垃圾和厨房垃圾。

在《法制日报》记者观察的半个小时里，传统的垃圾桶是居民的首选，一些人去简单的回收站区将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只有一位先生使用了有多个出口的“大家伙”。这位先生说，平时很少有人使用多端口回收站，更多的人使用附近简单的智能回收站。“我的孩子们对垃圾分类很感兴趣，他们都需要使用它。”。

《法制日报》的记者随机询问了该社区的几名居民，他们都说没有使用智能垃圾收集器。其中一位女士说:“我家在小区的北面，而智能垃圾收集柜在小区的最南端。”我们用得更少，住在附近。人们可能会使用更多。”

目前，据媒体报道，上海也有一些分类垃圾桶，要求主人扫描代码并把垃圾扔出盒子，人们经常在没有代码扫描卡的情况下把垃圾扔出盒子。

继智能垃圾回收机之后，另一种依靠“互联网+”的模式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居民只需分离厨房垃圾，几乎所有剩余的垃圾，包括纸、塑料、金属、玻璃、织物、复合包装等。，有些甚至包括有害废物和大块垃圾。只要他们操作应用程序、小程序或公共账户，工人们就会上门回收。

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垃圾项目政策总监谢新源写道，这些公司抛弃了垃圾桶，运营成本较低，往往更注重前端回收者与居民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在后端找到可靠的分类处理对应方(一些公司收集的分类垃圾有90%甚至更高比例可以回收)，因此更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一些公司还负责动员居民单独收集厨房垃圾。在动员和沟通的过程中，社区居民对互联网软件的使用率和居民的实际参与率都有所提高。

明确基本责任和义务

提高个人非法成本

今年9月，北京市三届人大代表12257人深入社区、乡镇调查，听取群众对修改《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意见。在参与调查的24.3万人中，近90%的人同意实施生活垃圾总量控制。可见，垃圾分类在群众中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如何将这种共识转化为现实，还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

早在5月29日，北京市人大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就提出修改和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通过立法明确分类投放是垃圾生产者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有人建议，在今后修订条例的过程中，有必要提高个人违约的成本，以便公民在更严格的管理过程中能够习惯。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非常赞同。他认为，只有设定“违约成本”，才能有一个基础来谴责违法者，并要求公民按照规定执行。“如果分类运送不被视为垃圾生产者的责任和义务，就没有办法迫使公民遵守它”。

“但是普通人不应该被允许进行分类和提炼。应允许垃圾收集和处理单位或专门机构进行分类和提炼。可能很难对每个普通人进行分类。只要普通市民能做到干湿分类，或者稍微扩大一点，他们就能把可回收的废物和有毒有害的废物分类。垃圾分类和监督工作应由环卫部门管理。”王灿发说道。

在王灿发看来，从观念到行动，各方都应该开出正确的药方，这样公民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垃圾分类系统带来的“不便”，教育和强制是不可或缺的。如今，人们认为垃圾分类“不方便”，因为垃圾分类会增加劳动力或相关成本。此外，还需要提供指导并给予适当的激励，从而鼓励公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然而，有些人不在乎所谓的奖励或鼓励。这种情况需要有惩罚措施，并规定相关责任。

此外，《法制日报》记者还注意到，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已实施10年。

“这不仅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也是清洁生产促进法。主要问题是这些法律的现实因素不成熟，没有考虑在法律体系中其他法律的交叉中如何实施。很难执行追求新条款的法律。”王灿发说，例如，除了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促进法》基本上没有实施。还有《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不协调。建立循环经济试验区和工业园区实际上是综合利用，原来的“综合利用”完全可以包括在内。当然，如果这些法律能够制定一些具体的实施规范，它们可能还会发挥一些作用。现实中，这些法律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缺乏可操作性，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实施。

王灿发认为，一些地方性法规涉及垃圾分类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主要包括是否分类、如何分类、如何处罚、如何合理等。事实上，《环境保护法》规定，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垃圾分类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产生垃圾的人应该负责，尽量不破坏环境，所以有必要承担分类的义务。

此外，垃圾分类是否可行？从国外来看，如日本、瑞典等国家，他们的垃圾分类很好，包括中国的垃圾分类也很好。起初人们可能不会接受，但后来他们增加了监控、罚款和特别重要的教育。当人们的整体意识增强时，他们不会乱扔垃圾。例如，日本的街道上没有垃圾桶。当每个人都出去的时候，产生的垃圾被放在一个袋子里，在家里分类，这也关系到整体意识的培养。

“在国家一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电子电气废物管理条例》和《循环经济促进法》都与废物管理有关。然而，一些地方，如上海和北京，对生活垃圾的管理有规定。基本上，具体的规定由地方政府制定。国家法律规定了主要原则，如“三个原则”(减少、无害和资源利用)。这是固体废物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王灿发说道。(赵丽·赵心怡)

编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