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FTA：执手行进中的红利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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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于韩国首尔举行的第16轮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三国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特别是基于三方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形成的积极共识，使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成为rcep+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最终让外界看到了三国乐观的未来。

除了海上经济合作的地理优势外，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相关性和经济共鸣仍然很高。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日本、中国和韩国的贸易额均超过3000亿美元，日本和韩国的贸易额也达到近900亿美元，其中中国是韩国和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分别是中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和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经济理论，自由贸易区可以创造和转化贸易，从而促进参与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中日韩联合研究项目的研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2.9%，日本增长0.1%-0.5%，韩国增长2.5%-3.1%。

具体来说，从三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在中日韩货物贸易中占很大比重，自由贸易协定机制的安排可以降低关税和简化海关手续，从而显著降低三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在服务贸易方面，三国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密切合作将推动新一轮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作为价值链的粘合剂和重要的生产投入，贸易扩张的好处将渗透到其他部门，这意味着三国的产业链将进一步整合。据估计，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可使三国贸易额增加约4个百分点。

产业互补和投资便利化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另一个高价值。目前，中国、日本和韩国各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资源、要素和产业投资可以相互补充，通过自由贸易区实现双赢。例如，日本和韩国可以依靠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大市场，中国也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在环保和高科技等新兴领域的经验；例如，在高铁建设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强大的承接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日本可以提供技术和资金配套，韩国可以参与高铁车辆的制造。目前，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1137亿美元，韩国对华实际投资801亿美元，分别是中国第一大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国。与此同时，中国在韩国和日本的投资分别超过5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分别是韩国和日本的第三和第五大外资来源，而日本和韩国的双边投资超过700亿美元，是对方的第三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新机制的帮助下，便利化投资可以为三国带来至少10%的资本增值。

特别是，由于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亚洲最重要的三个经济体，三国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产生的溢出红利将尤为显著。目前，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位，总额达15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0%和东亚国内生产总值的90%；同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占东亚出口总额的70%，进口占67%，东亚三国的贸易占近60%；在投资方面，中国、日本和韩国吸引了东亚约40%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中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占东亚外国直接投资的68%。因此，一旦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成，不仅将促进东亚经济的繁荣，也将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奠定更加丰厚和坚实的基础。此外，中国、日本和韩国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其中中国与东北亚五国(蒙古和俄罗斯是另外两个国家)的贸易额约为7586亿美元，中国是这五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分别是东北亚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因此，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旦实施，将直接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扩大。相关研究表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使东北亚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

从更广阔的区域地图来看，中日韩自贸区将有效激活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合力。目前，以“10+5”为主体的rcep已完成所有谈判，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成员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即将登陆亚洲；与此同时，由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组成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一直在积极运作。如果加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整个亚洲国家向更高层次自由贸易区对接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至少由于上述三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成员是重复的，围绕着亚洲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障碍在未来将会大大减少，而像北美和欧洲那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的出现是值得期待的。

当然，回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在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并得到韩日两国政府回应的17年中，虽然三国围绕自由贸易区进行了16轮谈判，但仍有9次中日韩外长会议和8次三国峰会都在为自由贸易区欢呼，但迄今为止，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尚未形成初步框架。其推进过程不仅比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速度慢得多，而且比同期之外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曲折得多，这表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中存在着不小的障碍和制约。

除了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市场竞争明显外，近年来中日韩加快了制造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在智能家电、通信技术、芯片设计等高端产业与日韩形成了明显的博弈。同时，三国在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等敏感领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中国、日本和韩国在新的国际和地区产业分工中寻求力量平衡和协同显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因素往往构成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羁绊。

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了多边自由贸易安排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干预和影响依然存在，它仍将对亚洲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施加各种干扰；与此同时，尽管日本放弃了tpp，但它已经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想法没有改变。同时，由于东盟10+3形成的关税优势，日本可以享受到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大量贸易便利，这正是事实。日本在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从未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此外，日本和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历史阴影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互信程度低也增加了自由贸易协定安排的不确定性。

然而，与周边阻力相比，围绕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而逐渐积累或成熟的条件也越来越多。一方面，中国、日本和韩国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认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三国在构建各自的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没有技术障碍，在“10+3”框架和清迈协议机制下，三国增进了理解和沟通渠道，共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合作价值不断提升；另一方面，rcep的产生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家电、汽车和海产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cep创造了较低的贸易门槛。韩国和澳大利亚产品对日本对华出口的挤压必将进一步加大；同时，在rcep机制下，泰国的大米等农产品必然会直接取代日本对华出口的相应类别。在多方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权衡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对日本非常敏感的农产品贸易随着cptpp的签署而急剧下降。据公开信息显示，tpp成员之间农产品的开放度极高，日本农产品的开放度超过85%，是中国和韩国的最高水平。只要日本不在农业贸易上斤斤计较，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