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写作是作家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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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现实生活是一部史诗，亿万人民在其中努力发展中国，改变自己。面对这千年一遇的历史变迁，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我假装没看见，故意背过身去，我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五千年

我曾经问自己:文学和时代是什么关系？文学和社会是什么关系？如果你在写作时想到人们的文学愿望，会不会影响作品的文学性？文学属性与作品的人的本性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与我在文学界的一些遭遇有关。几十年前，为了跟上当时文学创新的步伐，我花了三年时间写了一本名为《泥巴日》的小说。我下定决心要通过这部小说的写作来完成文学转型:寻找只反映我灵魂的写作个性和风格。这三年的写作使我完成了一部“纯文学”的创作，在文坛上获得了相当的认可。

之后呢。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时，文学和文学人能不能坐下来放松一下，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不需要更新和发展这个“自我”？事实告诉我，没有。至少在我有了“自我”之后，我有了一些问题。首先，作家自己是什么样的“自我”？只有一个“自我”吗？如果只有一个自我，你需要珍惜家和国家的感觉吗？其次，如果我们完全遵循“自我”，我们怎么能理解文学的人民性呢？第三，这个“自我”是否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新、丰富、丰富和升华？换句话说，在一个作家认为他有了“自我”之后，他应该与时俱进吗？是不是文艺界普遍存在的“江郎疲惫”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它始终固守过去的“我”，而没有更新它？此外，还有一个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作家是否应该将“自我”融入这个伟大的时代，不仅要以百倍的热情关注它，还要以自己的创作参与和推动时代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为人民说话，为时代鼓气，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问题回到了原点——一个作家应该做什么？

为人民写作——这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

参与现实并不是文学的全部意义，但这是优秀作家几千年来一直捍卫的光荣传统。如果文学要发挥作用，它可以在板桥霜前后度过，但它绝对不仅仅是在板桥霜前后度过。至于我们是否能写这样的文学作品，我们只知道什么时候能写。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宁愿让一些批评家认为我的作品是“不纯的”，努力创作出非常贴近现实、直面生活、与时俱进的作品。他们应该让厚重的历史感和新鲜的时代感并存，让鲜明的创作个性与通俗文学的诉求相交融，这样既能真实地展现丰富复杂的“第一场景”，又能与读者一起对“第一场景”的生活进行哲学分析，让读者在将读者引入深刻曲折的事件的过程中，领略时代新人的典型内涵。于是，我努力写了《天堂在天堂》、《雪无痕》、《省委书记》和《在高纬度颤抖》...

沸腾的现实生活是一部史诗，亿万人民在其中努力发展中国，改变自己。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舞台正在上演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崭新壮举。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历史变迁，如果我假装不把它看做一个作家，故意背过身去，我不知道我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五千年。所以我写了《以深圳为主题的命运》、《以老上海为主题的木质突起》、《以当代中国精神进化为主题的幸存者》，现在我正在写一部以港珠澳大桥为主题的电视剧剧本。

尽管如此，我知道这只是在最初的测试，我仍然在心里摸索着审美的目标。我今天仍然经常想起鲁迅。为什么他在晚年放弃了自己高超的小说创作，选择了被“文学人”鄙视的杂文写作？我想他还在思考“参与”和“使命”——承担文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他做得如此精确、伟大和屈辱。

我们怎样才能了解鲁迅的精髓？

方向是明确的，步伐必须轻快而坚定。那就继续。

陆天明，1943年生于云南昆明，作家兼编剧。《天堂里的天堂》、《雪无痕》、《高纬颤抖》、《泥日》、《命运》、《幸存者》等代表性作品荣获国家图书奖和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剧本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陆天明)

《人民日报》(2019年6月14日，第20版)

编辑:张洋